三农问题这个作为本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无论是见诸于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还是游览于学术界的观点热播,时常都能见到，这说明三农问题真正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既是农民之福，也是国家之福。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稳，则国家稳；农业发展，则国家发展；农村现代化，则国家现代化。但作为现实的农民，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他们所关注的与国家的大政方争和学术界的恢弘论调仍有很大的差距者。既是农民本身固有的现实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也是目前的生存状况使然。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完整土地权益、农业生产条件的使用、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农资产品安全、农业技术、农业风险、资金匮乏、文化卫生、贫困救助和行政指导等十大热点问题
关键词：资金匮乏、文化卫生、贫困救助和行政指导
七、资金匮乏。突出表现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匮乏和农民个人资金融通的艰难。资金的严重不足是影响农民增收的最大障碍，特别是许多数地方的集体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在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地区尤为明显。
农村集体经济的匮乏，导致农村生产条件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的速度的放慢，从而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最大瓶颈和农民增收最热切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国家投资的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乡镇政策导向，从建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多大的改变，这是造成农村集体经济匮乏重要原因。为建立现代工业、企业体系，国家一直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投资导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吸取工业发展的资金，通过获取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进行工业化的积累，使大量的农村资金涌向城市和工业。有资料显示：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期，农业通过税收、价格剪刀差和储蓄等方式就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超过10000亿，这还不算国家财政的直接投入。正是这种牺牲农业和农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的二元投资导向，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速度，总是滞后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速度，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求，从而影响了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造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空虚和薄弱。其次，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的过慢，也是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匮乏的一个原因。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经济实质是这种短缺经济，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在完成国家上缴任务后基本上所剩无几，加之当时的农村收入分配形式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在农村从种子、农药、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到大型农机具等固定资产的购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支出均由村集体(生产队)说了算数，农民作为个体的作用和资金的积累并不十分明显,农民对此并不是十分关心。而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有了生产的主动权和收益的分配权，农民开始关注一分一厘的收益和支出。在改革的初期，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和国家多元化农村经济发展政策释放出来的空前效益，极大地刺激了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民收入短期内有了明显的提高，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乡镇企业效益的滑坡和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滞后，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带来农产品全面滞销和积压。而“白条”现象的出现，农村经济出现的萧条使农民收入急剧下降，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也随之被削弱。其三，是农村改革中的某些政策与农村实际情况的错位，加剧了农村集体经济的不足。农村改革开放在拉开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给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突出表现在农村改革开放初不少地方在农村集体财产处理上的“三个一律”做法。即当时所有现金一律化光，能分割的固定资产一律分光，无法分割的其他财产一律卖光。现实经验证明，这种不加节制，不加区分的三个一律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极大地破坏了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大多数地防的农村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辉煌过，这可能也是农村改革史上的最大败笔。农村集体经济的溃败，加速了农村资金流通的艰难和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和服务的投入的匮乏。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息借贷几乎成为农村资金投入的主要形式和来源，这也是农村村级债务形成和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其最初想法是通过规范农村收费来达到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通过这三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农民减负的目的似乎达到了，但在规范农村收费的过程中，只是堵塞了农村收费的入口，遏制了农村集体经济积累的渠道，而新的农村经济积累的方式和投资体系又未随而建立起来。虽然有“一事一议”和“两工”筹劳作补充，但由于缺乏强制执行力，很多地方对这两项收入都很难收清，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级经济的匮乏。
资金匮乏之二表现在农民资金融通艰难。主要表现在农民融资的渠道面窄和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的信贷门槛较高。现在农民融资的渠道主要是亲朋间的相互拆借、民间高息借款和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的商业银行的贷款等三种主要的借贷方式，获得农村扩大再生产时的融通资金。其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九十年代初，农村信用社等商业银行贷款是农村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为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做出过很大贡献。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金融体制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如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开始从乡镇撤出，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和农民唯一的贷款机构。后来，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开始收缩设点机构，控制资金投放额度，变相抬高借贷门槛，从而使农村资金拆借方式发生变化，农村和农民由以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为主，转向民间高息借款。明间资金拆借方式的出现，虽然方便了资金的融通，但由于这种借款缺乏规范的管理，又多为私下交易，往往是拆借双方的地位不能对等。在借款利率、还款期限和信用担保上，借贷方多处弱势地位，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乡村债务剧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农村进入新一轮的农村基础建设(如道乡村道路、农用电网的改造升级，学校、乡村医院的硬件配套，人畜饮水工程及大中型农田水利建设)和以农业综合开发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如农产品布局的调整，农业产业模式的调整和低产田的改造等构)，投资期这些工程和项目的前期启动资金，多来源于国家财政补贴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而后续工程的资金筹措主要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和地方的配套资金。但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切断了主要的资金来源；而农民收入这一段时期有是最低潮期，作为地方配套资金的主要来源——农民集资，因农民增收困难而自然很难到位。于是为了避免工程或项目的半路停工，只好不计利率地向民间进行高息借款来确保工程或项目的如期完工，继而带来了乡村高额的民间利息债务包袱而无法自拔。而这种债务包袱由于最终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这样既增加了农民负担，招致农民的反对，又影响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组之的正常工作秩序，诋毁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形象。这是对集体。对农民个人来讲，融资就更加困难。因为在农村目前农民主要的融资渠道有两个：一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二是民间借款。农村信用合作社一是设点机构少。在乡镇设立的机构越来越少，过去一般一个4万人左右的乡镇，设有3个点，而现在只有一个点办事，很不方便。二是投放的额度小，一般每笔贷款不超过500元，即使是种养殖大户也只有2000元左右，很难解农民投资之所需。三是贷款手续繁琐。放贷时，既要看有无偿还能力，又要实行信用抵押。因此，除了关系户、种养大户外，一般农户很难在信用社贷到款。即使能贷到手，也要花费不少精力和金钱。所以一般农户也很少问津，导致现在信用社资金投放的库存量是越来越大，而前来贷款的农民的人数却是越来越少的怪现象于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只好收缩据点，农民借贷也只好转向民间。而民间贷款往往使一些低收入的农民因还偿高额利息借债，使一年收入全部搭进去后有时还还不清，导致家破人亡的例子也不鲜见。
因此，加快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的改革，规范和疏导民间融资渠道，建立和健全适应目前农村生产经营形式的新型的农村融资体系，是农民增收所热望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八、文化卫生。农村文化卫生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文化资源的稀缺和公共卫生体系脆弱。农村文化资源的稀缺和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脆弱，是导致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和农村脱贫艰难的主要原因。
农村文化资源稀缺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由于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城乡异体不仅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经济发展速度失调，而且还造成了农村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首先是国家农村教育资金投入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农村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占全国中小学生70%的农村，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不足40%。如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为5480.03亿元，而农村当年的教育总投入为1266.04亿元，农村教育经费总投入占全国经费投入比例的23.10%。当年国家财政预算对教育的投资为3114.2亿元，而国家财政预算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总额为989.78亿元，国家财政预算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仅占全国预算教育投资的31.78%(统计年鉴)。农村教育基本上是农民自办教育，这种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尤为明显。正是这种资金投入比例的二元结构，导致农村教育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不仅滞后于教育的发展水平，而且严重滞后与城市教育资源更新速度，使城乡居民受教育的条件机会、层次产生十分明显的悬殊。有资料显示：在农村，小学文化程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51.5%，初中文化程度占41.5%，高中文化程度占6%，中专占0.8%，大专占0.2%；而城市分别占16.3%、32.4%、21%、13.2%、11.1%。并且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率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根本性的好转，这一问题在中西部地区显得尤为突出。其次，是农村师质现状令人堪忧，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在农村教师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过去的民办教师转为的公办教师，这是农村教师的主体，占75%；另一部分是从中等师范院校分配的毕业生，占20%；还有一部分就是近两年的所谓返聘的民办教师，占5%。这三种类型的教师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思想不稳定，精力不集中。民转公的教师虽然教师身份固定了，但一般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提供者，由于工资不是很高，而且很难按时足额到位(部分地区这种情况从2003年开始有所好转)，加之多为家庭主要劳动力，还有责任田需要打理。因此，这部分教师中的一部分人客观上使他无法集中精力，投身教育加上，同时，这部分人中有一部分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呆了二十年以上，辛勤的付出与微薄收入上的巨大反差，也产生了一些的不平衡心态，也使一部分教师放松了责任心。而师范毕业生特别是农村出身的师范生，读书前多来自农村，对农村条件的艰苦和农村教师收入水平有所了解，其中一部分人从内心上将就不愿呆在农村教书。很多人都是想通过在农村小学教书，来获取教学技能和经验后，就开始想千方设百计调离农村学校。因此，这部分人中也有不稳定的因素。至于返聘教师不稳定心态就更明显，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稳定的、临时性的职业，终归不会长久，他们也是把这作为谋求其他职业的一个过渡阶段。正是这种思想的不稳定和精力上的不集中，严重影响了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农村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还表现在现在，很多地方受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和目前改革的冲击，放松了对教师管理，导致部分教师把大部分精力不是放在教学上，而是放在从事第二产业上。如；开办有偿补习班、经商、种地甚至打牌上。既荒废了自身的业务，影响教学质量；又带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教师的形象。而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将使本来就不景气的农村义务教育被逼上绝路。如：农村小学的合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教学成本，但因过分集中的小学校舍，与分散居住的农村居住现实所带来的学生上学的不便，将会带来更多的学生辍学。这种结果，势必应引起我们的决策者和教育的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否则，中国辛辛苦苦花费近五十年建立起来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将会毁于一旦。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目前的走向和发展趋势，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未来，当权者不得不慎之！而且，农村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还表现在农村教育形式的单一和配套设施的不足，这将会影响到农村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如：缺乏必要的教学试验用具、体育场所等。二是文化生活的极度贫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文化活动的层次虽然不很高，内容也比较单调，但形式却多样化。那时乡镇有影剧院、文化站、广播站，有专门的文艺宣传队伍；农村有电影流动放映队和文娱宣传员。农闲时间，基本上一个月能看上两三次电影或乡村文艺宣传队表演的节目。在这一活动中，既宣传了时事政治，又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活动，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与文化娱乐作用。虽然那时的文化内容过于突出政治，显得枯燥乏味，但仍然为今天的人们所怀想。因为现在的农村文化生活可用“贫乏”二字来形容，亦不过分。现在，乡镇很难见到影剧院，广播站也徒有虚名，乡村专职文艺宣传队更是早已销声匿迹，农民一年很难看到一两次电影或文艺节目。而乡镇虽然有电视差转台，但由于现在多为有线收费电视，人们在连油、盐、柴、米的购买都显得不很宽裕的时候，连子女上学上学都很困难的时候，那还有钱去一次性交200多元的入户费？而且每月还得交十多元的收视费才能看得上的电视节目，这种消费对一般农户是太奢侈了，一般农户很难看得起。何况农村电价又高，供电效果也不稳，一月内有好几次拉闸。现在大多数农户能利用的文娱工具也就是收音机，家用电视机多为摆设。取而代之的农村文化生活，就是整天的抹牌、赌博和日趋盛行的封建迷信活动。打架斗殴，信佛信教活动充斥着整个农村文化市场。如抹牌、赌博一场，就是几百、上千甚至上万的输赢。因赌博高息借贷，债台高筑，使许多人倾家荡，农时荒废，家破人亡的事例比比皆是，给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很大压力；各种教会和封建迷信活动横行乡里，扰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定农村社会文明进步带来不良的影响。
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脆弱。首先，表现国家城乡卫生资源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导致国家在资金投入上的城乡差别，致使农村公共卫生的总体水平滞后于城市水平数十年。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农村有相对完备的乡村卫生医疗体系和相对低廉的就诊收费，加之，当是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一大批高文化程度和有卫生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来到乡村，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农村卫生专业技术力量。浓厚的政治色彩，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低廉的医疗费用，基本上能满足农村一般疾病的就诊需求。而农村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观念的衍生和扩展，一切都向钱看成为一种流行时尚。而农村的卫生体系随着国家投资政策的改变和乡村集体经济的弱化已濒临解体的边缘，农村医疗卫生人才严重不足与现有技术人员不断流失并存，医疗设施设备老化与农村卫生投入不足并重。农村医务人员所占比例低，设施设备更新慢是农村医疗卫生现状的共同特征。有资料显示：国家近些年来用于卫生方面的投入比例不低于1.6%~1.7%，但城市与农村的投资分配比例却为7:3，而人口为3:7。也就是说30%的城市人口，占有国家70%的卫生资源；而70%的农村人口，只享用了30%的卫生资源。其次，缺乏市场监督管理，也是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脆弱的另一个原因。随着医疗卫生市场的开放，同一药品确有几种不同的药价。药品回扣和红包现象，更使本来就无钱看病的农户更望而生畏。无病拖成有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死亡。同时，现在有些地方，一方面是乡村卫生院的病床的闲置率在不断上升，一方面是农村看病就医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乡村医院就诊费太高，有技术的医务人员不多。所以，农民病后，小病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了就到县城大点的医院就诊。导致一方面本来就不足的农村卫生资源在白白的浪费掉，另一方面农村因人均卫生资源的占用的不足，出现看病难的问题。
因此，改革城乡文化、卫生的二元结构体制，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教育、文化、卫生条件，规范农村卫生管理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也是当前农民所急切盼望解决的热点问题。
九、贫困救助。贫困问题，是农村社会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如何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应该说国家近些年来在这方面加大了不少的投入，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
亿，减少到1992年的8000万，到2004年的不足3000万，这应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但脱贫区域间不平衡的问题，脱贫后返贫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尤其是中西部贫困问题，仍是困扰国家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
（一）是造成农村贫困的土壤未完全根除。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农村资源的贫乏和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农村资源贫乏主要表现在：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低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90年农村人均土地不超过2亩，现在也不超过1.5亩)，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衡(占耕地30%的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拥有的水资源占有量为80%且80%的降水集中在6~9月份)，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与土壤地力下降和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的巨大反差，给农村脱贫带来巨大的压力。其次，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产物。建国以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抑乡杨城，抑农扬工的发展路子。无论从政策的制度，还是资金的投入上，城乡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总是在缓慢和曲折中前行。农村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农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的不足和不平衡，是导致农村农村贫困和脱贫艰难的主要因素。
（二）是现行扶贫机制上不完善。首先是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贫困救助功能减弱。这主要表现在，随着农村经营体制的变化，家庭成为在包括农村贫困救助在内的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独立主体性越来越强，而农村集体的社会功能却逐步淡化和削弱。如过去完整的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农村扶贫救助体系，变成村无人管，乡无钱人管，县无法管的混乱局面。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包括农村农村救助资金（过去叫农村五保户统筹）在内的三提五统，使五保户统筹资金、农村公积金和公益金的资金来源被堵死。虽然有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来弥补这一缺额资金，但因数额效益小，一般每村不超过万元左右；周转期长，一般年底才能拿到钱；而且不保险。因为，这方面的财政转移资金到位的前提是全面完成县、乡下大的各项经济指标，否则就将那此项救命资金冲抵。而现在，由于税费改革在完善之中，不仅户平税负分摊不完善，而且征收缺乏手段，所以大部分村很难全部完成当年所有的经济指标，只有先抵扣扶贫救助专项拨款，再由村自筹还原。在目前干部工资都无法保证的村，要想村干部先不发工资来扶贫救济，一般地方很难做到。因此，最后牺牲的就是农村的扶贫资金，导致农村贫困救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被打破，农村脱贫艰难就可想而知。同时，现行农村贫困救助的方式，是一种充满盲目性和应付性的短期行为，缺乏长效机制。突出表现在(1)形式多于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农村贫困救助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完全靠县乡民政部们的微薄拨款，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农村扶贫是会上领导说的多，会后实质落实的少；年底应付上级督办临时性落实的多，平时帮扶解难的少。(2)
表现在县乡村三级扶贫组织出现断层。目前在扶贫体系的现状是县市机构健全，乡镇基本有人，村组临时拚凑。因此，很多地方在贫困问题上还表现贫困总数不准，贫困基本情况不清。很多数字和贫困户，不是村干部摸脑壳数，就是与村干部沾亲带故，真正的贫困户很多地方并未真正完全反映出来。导致真正需要扶贫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国家的扶贫政策的好处；相反，那些并不算贫困的农户，因有官场上的各种关系，而享受本来就不多的扶贫款。(3)农村扶贫并未真正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计划，农村扶贫资金来源的重点仍然靠地方自筹。国家并未像解决城市贫困居民一样，拿出大量的财政专项资金，建立普遍的城市低保制度，而是采取临时性的救济和不多的年终财政补贴。缺乏长效的农村扶贫机制，是农村贫困成为农村问题痼疾的重要原因。其次，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的漏洞，加剧了农村贫困救助的难度。突出表现在国家投入的农村扶贫资金，占当年国民经济收入的比例和国家对其他行业投入的资金比例仍是小头。有资料显示：2000年，中央各项专项扶贫资金达248亿，比1980年比增加了30倍。中央政府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是1680多亿元，其中财政资金是800多亿，信贷资金是880亿。应该说这些资金的投入，对改变农村贫困状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扶贫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国家的扶贫专项资金并未完全用来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大量扶贫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据资料表明，在1997年至1999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投放扶贫专项资金488亿。其中被通过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等形式挤占扶贫资金43.3亿，占扶贫专项资金总额的20.43%。人祸大于天灾，管理机制上的漏洞，是造成农村脱贫步伐缓慢和返贫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十、行政指导。是指乡镇政府的职能和作为。在大声跶伐乡镇政府作用的今天，提出乡镇行政指导似乎不合时宜，但在调查中，农民对此的呼唤程度却越来越高。突出表现在(一)农民急需通过行政指导，提供市场价格上的监管。过去，农产品价格和农资产品价格是按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操着，管得太死；而现在，是打着市场经济的运作法则运行，又放得太开。缺乏规范管理的市场，导致农民因利益群体的分散，经济实力的单薄，无法应对不法商贩的尔虞我诈，而总是处于弱势的盘剥地位，任人宰割。如就因对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市场缺乏管理而形成的管理漏洞，导致少数人利用伪劣农资产品坑农害。因此，强化地方政府作为，打击哄抬物价，强买强卖和假冒伪劣是农民的热盼。(二)通过行政指导，提供获取信息的平台。在旧的农业科技信息体系被打破，新的推广、传播平台尚未建立的时候，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积极作为，十分必要。农民仍需要乡镇政府的行政指导，来获取农业增产增收的各种信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经营承包体制，导致生产的小规模与全球化大市场间的矛盾凸显出来。而乡镇机构改革又使乡镇政府的原有许多行政职能，说的好听是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变为市场调节，现在看来，实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市场放任。导致新品种、新模式的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无法像过去一样，及时、准确的进村入户。同时，管理方式上的极端化，也给农民的农产品品种和生产模式的选择带来混乱。即由过去为追求短期、片面效益或少数人个人政绩效应，不顾实际的强迫愚民行为，导致模式与样板的泛滥，给农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而变为现在什么也不管，放然自流，使农民对地里种什么品种赚钱？实行什么模式有益变得六神无主，只好盲目模仿或听天由命，给农民增收带来严重的阻碍。(三)希望通过行政指导，提供融资上的帮助。资金不足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最大障碍，而农村融资困难又是资金不足的最大瓶颈，突出表现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信贷机构的运作机制的不完善所造成的。一方面，信用社及其他信贷部门的农村信用贷款投放额度小，对一些急需贷款扶持的种养大户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他们不屑一顾。同时，又因贷款门槛过高，使一些贫穷和无力提供信用担保的农户，无法得到小额贷款，使他们求贷无门。另一方面，因农村信贷机构逐年收缩，使农民更难了解新的信贷政策、手续。即使有贷款发放，办起来也很不方便。因此，农民急需乡镇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简化信贷手续，增加信贷规模，降低信贷成本，提高信贷效率，让更多的农户获得农村信贷支助的机会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四)通过行政指导，提供政策上的引导。过去一段时期，农民曾经嫌乡镇会太多，乡村干部管得太宽，现在又觉得乡村干部什么事也不做，一些政策也不知道。如对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关配套政策、国家“两减三补”的惠农政策了解不深，理解不透，把握不准，导致延误了农产品品种选择的时机，种养的时机，管理的时机，销售的时机和充分享受国家其他优惠政策的时机，延误了农业生产，影响了农民增收。因此，通过行政指导，让农民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政策和形式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是农民的热望与期待。
关键词：资金匮乏、文化卫生、贫困救助和行政指导
七、资金匮乏。突出表现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匮乏和农民个人资金融通的艰难。资金的严重不足是影响农民增收的最大障碍，特别是许多数地方的集体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在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地区尤为明显。
农村集体经济的匮乏，导致农村生产条件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的速度的放慢，从而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最大瓶颈和农民增收最热切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国家投资的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乡镇政策导向，从建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多大的改变，这是造成农村集体经济匮乏重要原因。为建立现代工业、企业体系，国家一直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投资导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吸取工业发展的资金，通过获取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进行工业化的积累，使大量的农村资金涌向城市和工业。有资料显示：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期，农业通过税收、价格剪刀差和储蓄等方式就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超过10000亿，这还不算国家财政的直接投入。正是这种牺牲农业和农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的二元投资导向，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速度，总是滞后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速度，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求，从而影响了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造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空虚和薄弱。其次，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的过慢，也是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匮乏的一个原因。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经济实质是这种短缺经济，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在完成国家上缴任务后基本上所剩无几，加之当时的农村收入分配形式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在农村从种子、农药、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到大型农机具等固定资产的购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支出均由村集体(生产队)说了算数，农民作为个体的作用和资金的积累并不十分明显,农民对此并不是十分关心。而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有了生产的主动权和收益的分配权，农民开始关注一分一厘的收益和支出。在改革的初期，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和国家多元化农村经济发展政策释放出来的空前效益，极大地刺激了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民收入短期内有了明显的提高，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乡镇企业效益的滑坡和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滞后，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带来农产品全面滞销和积压。而“白条”现象的出现，农村经济出现的萧条使农民收入急剧下降，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也随之被削弱。其三，是农村改革中的某些政策与农村实际情况的错位，加剧了农村集体经济的不足。农村改革开放在拉开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给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突出表现在农村改革开放初不少地方在农村集体财产处理上的“三个一律”做法。即当时所有现金一律化光，能分割的固定资产一律分光，无法分割的其他财产一律卖光。现实经验证明，这种不加节制，不加区分的三个一律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极大地破坏了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大多数地防的农村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辉煌过，这可能也是农村改革史上的最大败笔。农村集体经济的溃败，加速了农村资金流通的艰难和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和服务的投入的匮乏。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息借贷几乎成为农村资金投入的主要形式和来源，这也是农村村级债务形成和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其最初想法是通过规范农村收费来达到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通过这三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农民减负的目的似乎达到了，但在规范农村收费的过程中，只是堵塞了农村收费的入口，遏制了农村集体经济积累的渠道，而新的农村经济积累的方式和投资体系又未随而建立起来。虽然有“一事一议”和“两工”筹劳作补充，但由于缺乏强制执行力，很多地方对这两项收入都很难收清，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级经济的匮乏。
资金匮乏之二表现在农民资金融通艰难。主要表现在农民融资的渠道面窄和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的信贷门槛较高。现在农民融资的渠道主要是亲朋间的相互拆借、民间高息借款和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的商业银行的贷款等三种主要的借贷方式，获得农村扩大再生产时的融通资金。其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九十年代初，农村信用社等商业银行贷款是农村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为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做出过很大贡献。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金融体制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如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开始从乡镇撤出，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和农民唯一的贷款机构。后来，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开始收缩设点机构，控制资金投放额度，变相抬高借贷门槛，从而使农村资金拆借方式发生变化，农村和农民由以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为主，转向民间高息借款。明间资金拆借方式的出现，虽然方便了资金的融通，但由于这种借款缺乏规范的管理，又多为私下交易，往往是拆借双方的地位不能对等。在借款利率、还款期限和信用担保上，借贷方多处弱势地位，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乡村债务剧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农村进入新一轮的农村基础建设(如道乡村道路、农用电网的改造升级，学校、乡村医院的硬件配套，人畜饮水工程及大中型农田水利建设)和以农业综合开发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如农产品布局的调整，农业产业模式的调整和低产田的改造等构)，投资期这些工程和项目的前期启动资金，多来源于国家财政补贴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而后续工程的资金筹措主要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和地方的配套资金。但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切断了主要的资金来源；而农民收入这一段时期有是最低潮期，作为地方配套资金的主要来源——农民集资，因农民增收困难而自然很难到位。于是为了避免工程或项目的半路停工，只好不计利率地向民间进行高息借款来确保工程或项目的如期完工，继而带来了乡村高额的民间利息债务包袱而无法自拔。而这种债务包袱由于最终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这样既增加了农民负担，招致农民的反对，又影响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组之的正常工作秩序，诋毁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形象。这是对集体。对农民个人来讲，融资就更加困难。因为在农村目前农民主要的融资渠道有两个：一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二是民间借款。农村信用合作社一是设点机构少。在乡镇设立的机构越来越少，过去一般一个4万人左右的乡镇，设有3个点，而现在只有一个点办事，很不方便。二是投放的额度小，一般每笔贷款不超过500元，即使是种养殖大户也只有2000元左右，很难解农民投资之所需。三是贷款手续繁琐。放贷时，既要看有无偿还能力，又要实行信用抵押。因此，除了关系户、种养大户外，一般农户很难在信用社贷到款。即使能贷到手，也要花费不少精力和金钱。所以一般农户也很少问津，导致现在信用社资金投放的库存量是越来越大，而前来贷款的农民的人数却是越来越少的怪现象于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只好收缩据点，农民借贷也只好转向民间。而民间贷款往往使一些低收入的农民因还偿高额利息借债，使一年收入全部搭进去后有时还还不清，导致家破人亡的例子也不鲜见。
因此，加快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的改革，规范和疏导民间融资渠道，建立和健全适应目前农村生产经营形式的新型的农村融资体系，是农民增收所热望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八、文化卫生。农村文化卫生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文化资源的稀缺和公共卫生体系脆弱。农村文化资源的稀缺和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脆弱，是导致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和农村脱贫艰难的主要原因。
农村文化资源稀缺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由于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城乡异体不仅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经济发展速度失调，而且还造成了农村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首先是国家农村教育资金投入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农村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占全国中小学生70%的农村，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不足40%。如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为5480.03亿元，而农村当年的教育总投入为1266.04亿元，农村教育经费总投入占全国经费投入比例的23.10%。当年国家财政预算对教育的投资为3114.2亿元，而国家财政预算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总额为989.78亿元，国家财政预算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仅占全国预算教育投资的31.78%(统计年鉴)。农村教育基本上是农民自办教育，这种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尤为明显。正是这种资金投入比例的二元结构，导致农村教育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不仅滞后于教育的发展水平，而且严重滞后与城市教育资源更新速度，使城乡居民受教育的条件机会、层次产生十分明显的悬殊。有资料显示：在农村，小学文化程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51.5%，初中文化程度占41.5%，高中文化程度占6%，中专占0.8%，大专占0.2%；而城市分别占16.3%、32.4%、21%、13.2%、11.1%。并且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率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根本性的好转，这一问题在中西部地区显得尤为突出。其次，是农村师质现状令人堪忧，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在农村教师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过去的民办教师转为的公办教师，这是农村教师的主体，占75%；另一部分是从中等师范院校分配的毕业生，占20%；还有一部分就是近两年的所谓返聘的民办教师，占5%。这三种类型的教师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思想不稳定，精力不集中。民转公的教师虽然教师身份固定了，但一般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提供者，由于工资不是很高，而且很难按时足额到位(部分地区这种情况从2003年开始有所好转)，加之多为家庭主要劳动力，还有责任田需要打理。因此，这部分教师中的一部分人客观上使他无法集中精力，投身教育加上，同时，这部分人中有一部分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呆了二十年以上，辛勤的付出与微薄收入上的巨大反差，也产生了一些的不平衡心态，也使一部分教师放松了责任心。而师范毕业生特别是农村出身的师范生，读书前多来自农村，对农村条件的艰苦和农村教师收入水平有所了解，其中一部分人从内心上将就不愿呆在农村教书。很多人都是想通过在农村小学教书，来获取教学技能和经验后，就开始想千方设百计调离农村学校。因此，这部分人中也有不稳定的因素。至于返聘教师不稳定心态就更明显，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稳定的、临时性的职业，终归不会长久，他们也是把这作为谋求其他职业的一个过渡阶段。正是这种思想的不稳定和精力上的不集中，严重影响了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农村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还表现在现在，很多地方受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和目前改革的冲击，放松了对教师管理，导致部分教师把大部分精力不是放在教学上，而是放在从事第二产业上。如；开办有偿补习班、经商、种地甚至打牌上。既荒废了自身的业务，影响教学质量；又带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教师的形象。而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将使本来就不景气的农村义务教育被逼上绝路。如：农村小学的合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教学成本，但因过分集中的小学校舍，与分散居住的农村居住现实所带来的学生上学的不便，将会带来更多的学生辍学。这种结果，势必应引起我们的决策者和教育的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否则，中国辛辛苦苦花费近五十年建立起来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将会毁于一旦。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目前的走向和发展趋势，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未来，当权者不得不慎之！而且，农村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还表现在农村教育形式的单一和配套设施的不足，这将会影响到农村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如：缺乏必要的教学试验用具、体育场所等。二是文化生活的极度贫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文化活动的层次虽然不很高，内容也比较单调，但形式却多样化。那时乡镇有影剧院、文化站、广播站，有专门的文艺宣传队伍；农村有电影流动放映队和文娱宣传员。农闲时间，基本上一个月能看上两三次电影或乡村文艺宣传队表演的节目。在这一活动中，既宣传了时事政治，又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活动，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与文化娱乐作用。虽然那时的文化内容过于突出政治，显得枯燥乏味，但仍然为今天的人们所怀想。因为现在的农村文化生活可用“贫乏”二字来形容，亦不过分。现在，乡镇很难见到影剧院，广播站也徒有虚名，乡村专职文艺宣传队更是早已销声匿迹，农民一年很难看到一两次电影或文艺节目。而乡镇虽然有电视差转台，但由于现在多为有线收费电视，人们在连油、盐、柴、米的购买都显得不很宽裕的时候，连子女上学上学都很困难的时候，那还有钱去一次性交200多元的入户费？而且每月还得交十多元的收视费才能看得上的电视节目，这种消费对一般农户是太奢侈了，一般农户很难看得起。何况农村电价又高，供电效果也不稳，一月内有好几次拉闸。现在大多数农户能利用的文娱工具也就是收音机，家用电视机多为摆设。取而代之的农村文化生活，就是整天的抹牌、赌博和日趋盛行的封建迷信活动。打架斗殴，信佛信教活动充斥着整个农村文化市场。如抹牌、赌博一场，就是几百、上千甚至上万的输赢。因赌博高息借贷，债台高筑，使许多人倾家荡，农时荒废，家破人亡的事例比比皆是，给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很大压力；各种教会和封建迷信活动横行乡里，扰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定农村社会文明进步带来不良的影响。
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脆弱。首先，表现国家城乡卫生资源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导致国家在资金投入上的城乡差别，致使农村公共卫生的总体水平滞后于城市水平数十年。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农村有相对完备的乡村卫生医疗体系和相对低廉的就诊收费，加之，当是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一大批高文化程度和有卫生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来到乡村，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农村卫生专业技术力量。浓厚的政治色彩，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低廉的医疗费用，基本上能满足农村一般疾病的就诊需求。而农村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观念的衍生和扩展，一切都向钱看成为一种流行时尚。而农村的卫生体系随着国家投资政策的改变和乡村集体经济的弱化已濒临解体的边缘，农村医疗卫生人才严重不足与现有技术人员不断流失并存，医疗设施设备老化与农村卫生投入不足并重。农村医务人员所占比例低，设施设备更新慢是农村医疗卫生现状的共同特征。有资料显示：国家近些年来用于卫生方面的投入比例不低于1.6%~1.7%，但城市与农村的投资分配比例却为7:3，而人口为3:7。也就是说30%的城市人口，占有国家70%的卫生资源；而70%的农村人口，只享用了30%的卫生资源。其次，缺乏市场监督管理，也是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脆弱的另一个原因。随着医疗卫生市场的开放，同一药品确有几种不同的药价。药品回扣和红包现象，更使本来就无钱看病的农户更望而生畏。无病拖成有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死亡。同时，现在有些地方，一方面是乡村卫生院的病床的闲置率在不断上升，一方面是农村看病就医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乡村医院就诊费太高，有技术的医务人员不多。所以，农民病后，小病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了就到县城大点的医院就诊。导致一方面本来就不足的农村卫生资源在白白的浪费掉，另一方面农村因人均卫生资源的占用的不足，出现看病难的问题。
因此，改革城乡文化、卫生的二元结构体制，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教育、文化、卫生条件，规范农村卫生管理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也是当前农民所急切盼望解决的热点问题。
九、贫困救助。贫困问题，是农村社会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如何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应该说国家近些年来在这方面加大了不少的投入，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
亿，减少到1992年的8000万，到2004年的不足3000万，这应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但脱贫区域间不平衡的问题，脱贫后返贫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尤其是中西部贫困问题，仍是困扰国家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
（一）是造成农村贫困的土壤未完全根除。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农村资源的贫乏和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农村资源贫乏主要表现在：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低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90年农村人均土地不超过2亩，现在也不超过1.5亩)，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衡(占耕地30%的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拥有的水资源占有量为80%且80%的降水集中在6~9月份)，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与土壤地力下降和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的巨大反差，给农村脱贫带来巨大的压力。其次，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产物。建国以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抑乡杨城，抑农扬工的发展路子。无论从政策的制度，还是资金的投入上，城乡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总是在缓慢和曲折中前行。农村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农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的不足和不平衡，是导致农村农村贫困和脱贫艰难的主要因素。
（二）是现行扶贫机制上不完善。首先是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贫困救助功能减弱。这主要表现在，随着农村经营体制的变化，家庭成为在包括农村贫困救助在内的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独立主体性越来越强，而农村集体的社会功能却逐步淡化和削弱。如过去完整的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农村扶贫救助体系，变成村无人管，乡无钱人管，县无法管的混乱局面。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包括农村农村救助资金（过去叫农村五保户统筹）在内的三提五统，使五保户统筹资金、农村公积金和公益金的资金来源被堵死。虽然有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来弥补这一缺额资金，但因数额效益小，一般每村不超过万元左右；周转期长，一般年底才能拿到钱；而且不保险。因为，这方面的财政转移资金到位的前提是全面完成县、乡下大的各项经济指标，否则就将那此项救命资金冲抵。而现在，由于税费改革在完善之中，不仅户平税负分摊不完善，而且征收缺乏手段，所以大部分村很难全部完成当年所有的经济指标，只有先抵扣扶贫救助专项拨款，再由村自筹还原。在目前干部工资都无法保证的村，要想村干部先不发工资来扶贫救济，一般地方很难做到。因此，最后牺牲的就是农村的扶贫资金，导致农村贫困救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被打破，农村脱贫艰难就可想而知。同时，现行农村贫困救助的方式，是一种充满盲目性和应付性的短期行为，缺乏长效机制。突出表现在(1)形式多于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农村贫困救助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完全靠县乡民政部们的微薄拨款，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农村扶贫是会上领导说的多，会后实质落实的少；年底应付上级督办临时性落实的多，平时帮扶解难的少。(2)
表现在县乡村三级扶贫组织出现断层。目前在扶贫体系的现状是县市机构健全，乡镇基本有人，村组临时拚凑。因此，很多地方在贫困问题上还表现贫困总数不准，贫困基本情况不清。很多数字和贫困户，不是村干部摸脑壳数，就是与村干部沾亲带故，真正的贫困户很多地方并未真正完全反映出来。导致真正需要扶贫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国家的扶贫政策的好处；相反，那些并不算贫困的农户，因有官场上的各种关系，而享受本来就不多的扶贫款。(3)农村扶贫并未真正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计划，农村扶贫资金来源的重点仍然靠地方自筹。国家并未像解决城市贫困居民一样，拿出大量的财政专项资金，建立普遍的城市低保制度，而是采取临时性的救济和不多的年终财政补贴。缺乏长效的农村扶贫机制，是农村贫困成为农村问题痼疾的重要原因。其次，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的漏洞，加剧了农村贫困救助的难度。突出表现在国家投入的农村扶贫资金，占当年国民经济收入的比例和国家对其他行业投入的资金比例仍是小头。有资料显示：2000年，中央各项专项扶贫资金达248亿，比1980年比增加了30倍。中央政府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是1680多亿元，其中财政资金是800多亿，信贷资金是880亿。应该说这些资金的投入，对改变农村贫困状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扶贫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国家的扶贫专项资金并未完全用来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大量扶贫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据资料表明，在1997年至1999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投放扶贫专项资金488亿。其中被通过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等形式挤占扶贫资金43.3亿，占扶贫专项资金总额的20.43%。人祸大于天灾，管理机制上的漏洞，是造成农村脱贫步伐缓慢和返贫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十、行政指导。是指乡镇政府的职能和作为。在大声跶伐乡镇政府作用的今天，提出乡镇行政指导似乎不合时宜，但在调查中，农民对此的呼唤程度却越来越高。突出表现在(一)农民急需通过行政指导，提供市场价格上的监管。过去，农产品价格和农资产品价格是按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操着，管得太死；而现在，是打着市场经济的运作法则运行，又放得太开。缺乏规范管理的市场，导致农民因利益群体的分散，经济实力的单薄，无法应对不法商贩的尔虞我诈，而总是处于弱势的盘剥地位，任人宰割。如就因对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市场缺乏管理而形成的管理漏洞，导致少数人利用伪劣农资产品坑农害。因此，强化地方政府作为，打击哄抬物价，强买强卖和假冒伪劣是农民的热盼。(二)通过行政指导，提供获取信息的平台。在旧的农业科技信息体系被打破，新的推广、传播平台尚未建立的时候，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积极作为，十分必要。农民仍需要乡镇政府的行政指导，来获取农业增产增收的各种信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经营承包体制，导致生产的小规模与全球化大市场间的矛盾凸显出来。而乡镇机构改革又使乡镇政府的原有许多行政职能，说的好听是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变为市场调节，现在看来，实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市场放任。导致新品种、新模式的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无法像过去一样，及时、准确的进村入户。同时，管理方式上的极端化，也给农民的农产品品种和生产模式的选择带来混乱。即由过去为追求短期、片面效益或少数人个人政绩效应，不顾实际的强迫愚民行为，导致模式与样板的泛滥，给农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而变为现在什么也不管，放然自流，使农民对地里种什么品种赚钱？实行什么模式有益变得六神无主，只好盲目模仿或听天由命，给农民增收带来严重的阻碍。(三)希望通过行政指导，提供融资上的帮助。资金不足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最大障碍，而农村融资困难又是资金不足的最大瓶颈，突出表现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信贷机构的运作机制的不完善所造成的。一方面，信用社及其他信贷部门的农村信用贷款投放额度小，对一些急需贷款扶持的种养大户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他们不屑一顾。同时，又因贷款门槛过高，使一些贫穷和无力提供信用担保的农户，无法得到小额贷款，使他们求贷无门。另一方面，因农村信贷机构逐年收缩，使农民更难了解新的信贷政策、手续。即使有贷款发放，办起来也很不方便。因此，农民急需乡镇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简化信贷手续，增加信贷规模，降低信贷成本，提高信贷效率，让更多的农户获得农村信贷支助的机会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四)通过行政指导，提供政策上的引导。过去一段时期，农民曾经嫌乡镇会太多，乡村干部管得太宽，现在又觉得乡村干部什么事也不做，一些政策也不知道。如对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关配套政策、国家“两减三补”的惠农政策了解不深，理解不透，把握不准，导致延误了农产品品种选择的时机，种养的时机，管理的时机，销售的时机和充分享受国家其他优惠政策的时机，延误了农业生产，影响了农民增收。因此，通过行政指导，让农民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政策和形式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是农民的热望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