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胡锦涛总书记“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及其政策实施标志着中国“反哺”时代的到来。本文运用剩余理论对工业反哺农业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村经济发展次序的分析，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合理方式与路径选择。并认为，在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背景下，合作医疗是比直接补贴更应优先发展的领域，并因此提出将农业直补资金转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设想。
[关键词] 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次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消费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后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这就是著名的“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两个趋向”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标志着中国“反哺”时代的到来。那么，到底什么是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又应该怎样反哺农业，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理论探讨。
一、有关工业反哺农业争论简单综述
1、工业反哺农业提出
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命题提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国农村正面临来自价格政策歧视①而导致的净损失逐渐减少但农民负担仍然高位运行的阶段。一方面，根据黄一平的测算，即使在国家已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80年代后半叶，农业部门因国家价格政策歧视而导致的净损失仍相当于农产品产值的40%-65%。在90年代初，随着粮食市场的进一步放开，沿用几十年的粮票制度的废除，农产品价格一路攀升，农业部门因价格政策歧视而导致的净损失在农业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至20%左右。在中国国内农产品平均价格首次超过国际价格水平的1994年，农业部门的净损失比重趋近于零。这就意味着自建国以来实行的种种歧视农业的价格政策，经过70年代末以来开始实行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到1994年终于大部被清除出局。[1]但另一方面，这一阶段农民负担仍然高位运行，1989-1991年农民人均负担性支出年均增长17%，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名义增幅8.5个百分点，1992年以后，农民负担在各次减负政策作用下显现出短期走低和相继反弹的起落不定的格局，但对农民总体负担的判断还是很重，据估算，农民直接上缴国家有关部门的负担，1994-1997年的年均数是1990-1993年年均数的9倍，而农民直接负担的行政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社会性负担，1994-1997年的年均数也是1993年的2倍以上，尤其是集资摊派达到3.38倍，这都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倍数。[2]
农民负担高位运行直接导致农业经济部门资本原始积累迟迟不能完成，我国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改革后被进一步强化，正是这种背景，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农业经济部门更多的忧思与关注。90年代初期，相继有学者提出“轮到工业反哺农业了”（陈吉元，2002）、“工业反哺农业是必要的、是一种补偿行为”（赵继新，2004）等观点。但当时主要是提出这些观点，没有更深入的理论探讨与现实论证，对工业反哺农业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证则是近几年的事情。
2、我国学者有关工业反哺农业的论争
近年来，对于是否应该对农业实行补贴、我国是否已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等我国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以呼声日益高涨的“工业反哺农业说”和国家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政策遥相呼应，其主要理由是，工业反哺农业既是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也是对我国长期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一种道义的矫正。有的学者则认为，“增加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只不过是一种理性回归和良心恢复而已，根本谈不上反哺”。[3]还有的观点则是：我国国内生总值在2002年就达到了10.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共同发展的起点。60年前的美国、40年前的日本都曾站在这一起点上，完成了国家经济的腾飞。[4]而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而且增加农业补贴对促进农民增收的意义不大，甚至可能造成农产品严重剩余和农民对农业补贴的高度依赖。[5]不过，林毅夫教授等人不主张“反哺农业”，并不意味着不注重解决“三农”问题，而是主张通过取消农业税费、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业科研支持、建立统一农产品市场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手段和方式来进行。
虽然这些学者在关于我国是否已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承认农业部门发展本身存在的脆弱性因而需要扶持。更进一步分析，他们在论争的过程中往往暗含有一个假设前提：即工业反哺农业就是对农民进行补贴，而这一观点明显带有一定的狭隘性。事实上，工业反哺农业可以表现为对农民的补贴，但更多的是表现为对农业的各种支持，利用财政支出为农民提供各种公益性服务。在林毅夫教授的文章中，他所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措施，例如“以中央财政来支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等[6]本身就有工业反哺农业的意思，只不过认为这些比对农民进行补贴更为重要和有意义，从这一角度讲，林毅夫教授并不反对工业反哺农业，关键是看怎样“反哺”，也就是反哺的路径选择与内容。那么，到底在什么是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又应该怎么样反哺农业呢？
3、剩余理论与工业反哺农业理论深化
工业反哺农业是与剩余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所谓剩余，是超出劳动者个人需要的生产量，剩余是积累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的社会经济部门往往与剩余之间呈现两种关系：剩余流失与剩余输入。
假定一个社会只有工业和农业两个经济部门，一般情况下，工农业的共生发展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汲取农业剩余借以启动、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农业为净剩余流失部门，而工业为净剩余输入部门，形成了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以农补工”模式。第二阶段是工农业均依靠自身积累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经历的时间往往较短，在这一时期，工业已从借助农业剩余发展到本身开始具有自我积累能力，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可以依靠自身的剩余进行，农业因不再为工业和城市提供剩余，可以利用自身的剩余发展。第三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随着工业的成长并趋于成熟，一方面工业自身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另一方面，农业则因长期为工业提供剩余，已经处于“失血”状态，极其衰弱。同时，农业作为一个福利溢出部门，其发展程度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有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因此，在这一阶段工业需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农业进行支持，以达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这一阶段资本流动的特征是工业剩余回流农业，工业部门为净剩余流失部门，农业部门为净剩余输入部门。
目前，不论从人均超过1100美元的gdp，还是从非农产业与农业85：15的gdp比重看，我国都已经达到了工农业共生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工业应该反哺农业。而且，不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情况来看，我国三农开发的时机都已经成熟，并迫在眉睫，如果继续剥夺三农剩余，必然继续扩大城乡差距，衍生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最终延缓我国现代化进程。
要使农业部门成为净剩余输入部门，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农业本身的剩余提供保护，让农业剩余尽可能地保持在农民手里，这就需要一方面免除农村各种税费，另一方面对乡镇机构进行改革，精简乡镇政府冗员，同时消除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防止社会性负担对农业剩余的剥夺。一是要对农业进行剩余输入，即工业反哺农业。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两个方面不论我国学界还是政府都有了比较一致的认同，政府在农村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实行直接补贴、组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的实施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我国目前不能也不应该过多地关注对农业进行直接补贴，因为工业反哺农业必须考虑到农村的现实，考虑怎么样反哺才更有效，才能体现农村发展次序的要求。
二、农村经济发展次序与工业反哺农业路径选择
1、国际经验
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来看，工业反哺农业存在一定的路径选择，也就是工业剩余输入农业领域总是要反映农业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但最为迫切的或者说是带有战略性的需要。
表1：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主要内容实施时间表
起始阶段及标志 教育 社会保障（医疗） 基础设施 技术开发 粮食价格支持 直接补贴
美国 1933年《农业调整法》① 20世纪40年代③ 20世纪50年代⑤ 20世纪80年代③ 20世纪40年代③ 20世纪30年代⑦ 1996年⑧
日本 1961年《农业基本法》① 20世纪60年代④ 20世纪60年代⑤ 20世纪80年代⑥ 20世纪60年代⑥ 20世纪60年代末⑧ 2000年⑧
德国* 1948年马歇尔计划② 20世纪50年代② 20世纪50年代⑤ — — 20世纪50年代⑧ 2000年⑧
说明：*此处在德国统一前指西德。
数据来源：①孙自铎：《如何看待“以工补农”》，决策，2005年第4期；②胡才珍：《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至50年代末德国西部地区农业的重建与发展》，江汉论坛，2004年第5期；③梁卫斌：《美国农业投入政策研究》，改革与战略，1994年第5期；④王振鹏：《日本农业教育现代化基本轨迹》，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⑤王敏：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国期刊网博硕士论文数据库；⑥张舒英：《浅谈日本的农法体系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亚洲法研究中心网站；⑦郭玮：《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及启示》，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56期；⑧王来保：《从主要发达国家对农民补贴政策的调整看如何建立我国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模式》，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41期。
如表1，在发达国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以后，首先优先考虑的是教育、社会保障、技术开发、粮食产量价格支持；其次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粮食保护价收购等价格支持政策的弱点日渐显现，才将价格支持政策转为对农业的直接补贴政策。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最先关注农村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农产品价格维持；其次是创造农户成为市场主体的各种条件以及农村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最后才是如果确保农民收入，防止城乡差距过大，并刺激农村社会的消费。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次序分析
所谓经济发展次序，根据斯蒂格利茨（joseph.e. stiglitz）的论述，是指优先发展原则及优先发展内容的确定，因为任何发展都存在资源和能力的约束——贫穷国家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必须决定优先发展什么，特别地，任何发展都要注意区分市场、政府、社会行为及国际机构各自可以带来规模效益的领域，以及缺少必要干预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领域。斯蒂格利茨曾简要地描述了经济发展应该优先发展的部分：[7]
第一层次：教育和健康。斯蒂格利茨认为，教育是最应该优先发展的，没有教育一国就不可能获得发展，不可能吸引和建立现代产业，不可能使农业部门尽快利用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因此，教育是发展的核心。另外，一个不健康的人不会是一个有效的劳动力，而且基本的健康保证被认为是基本的人权，因此提高健康水平是整体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层次：知识、技术和基础设施。斯蒂格利茨认为，知识像教育一样可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而且知识像教育和健康一样能够造就一个更高效的社会，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知识增长了，有限的资源可以使产出翻倍增加。另外，经济的长期增长有赖于技术的持续创新。最后，基础设施，特别是产权保护、通讯和交通对现代社会的商业运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过渡并减轻这些国家农村居民与世隔绝的孤独感。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在他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短期（10年内）、中期（10-20年）、长期（50年以上）。[8] olivier blanchard认为，在短期内，由消费者信心或其他因素导致的需求变动决定经济增长的变化；在中期，经济规模的大小由资本存量、技术水平、劳动力数量决定；在长期，经济规模受到人力资本、储蓄率、政府质量等因素的制约，换句话说，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储蓄率、政府质量。
将joseph e. stiglitz与olivier blanchard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发展应该优先发展的其实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长期与中期因素。这与我们一些学者对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实证分析不谋而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每增加1年的教育，农户平均工资性收入水平至少可以增加1000元。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培训，对于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9]“在农村
公共投资领域，教育投资效果最显著，同时对农业、非农业以及整个农村经济增长的回报率也很高；政府的农业科研推广投资使农业生产大大改善；政府对农村通讯、电力和道路的投资同样对农村有较大影响；灌溉投资对农业生产增长的影响不明显……”[10]“我国不能也不应该增加对农业的直接补贴。”（林毅夫，2003）等等。
结合斯蒂格利茨经济发展次序理论、我国有关的实证研究、表1所体现的国际工业反哺农业路径以及我国目前的经济现实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次序简图：
图1：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次序简图
如图1，我国农村经济最应优先发展的是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增长，根据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增长主要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主要是由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决定，这是促使农业生产量长期增长的关健原因。我国农村经济其次应优先发展的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包括土地、劳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以及为农户成为市场主体创造制度和物质条件。如果前两者具有了一定基础，就意味着在现有条件下农村本身的增长潜力已得到很大程度的挖掘，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考虑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刺激其消费水平，防止城乡差距过大。
3、农村经济发展次序与工业反哺农业路径选择
结合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次序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3.1 从免费义务教育和以财政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入手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次序第一层次的人力资本，其最为主要的内容是人的教育和健康，因此，教育和健康应该成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核心内容，这两个方面应该成为目前工业剩余输入农村的主要领域。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农村义务教育，一是新型合作医疗，这是政府必须首先考虑和完成的，因为这关系到农村自我增长能力提高与农村发展的未来。在我国，财政已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亚洲开发银行出具的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负担为210亿，按照中国每年2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其所占比例并不很多。另外，报告指出，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从可能性分析，中国完全具备这样的国力与财政能力。[11]其次，我国财政也有能力在不从农户手中筹资的情况下支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比如说将农业直补资金转为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3.2 把加强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之一。从中期来看，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如何促使农户进行物质资本投资，而农户投资的增长必须有一定的前题条件：有一定的投资能力（拥有资本额达到一定的数量），有投资的有利条件等。对农户投资能力的培育可以通过政策倾斜与金融支持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主要要为农业投资创造有利的局面。主要是加强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应对我国在土地资源减少、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方面的严峻挑战，最根本的出路是农业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的物质技术前提，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基础，也是农户增收并成为市场主体的重要条件。
3.3对农业的直接补贴不是工业反哺农业的优先选择。我国的农业直接补贴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规模比较小。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6-1998年，日本每个专业农民所获得的生产者补贴为23000美元，欧盟和美国分别为17000美元和14000美元，而我国农业补贴的总水平到2003年约合30-40亿美元，人均只有5-7美元。[12]二是是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匮乏的背景下实施的。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教育、社会保障、技术开发与推广及基础设施等制约农村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增长的因素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实行小规模的直接补贴不能够促使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增长，顶多只能是一种短期的刺激消费的行为，而在农业产业保护方面，小规模直接补贴的作用也远远小于粮食保护价收购，因而，我国目前的农业直补的经济效果不明显。
三、结语：提出将农业直补资金转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命题
虽然从长远来说，农业直接补贴具有很多优越性，将是我们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环境下，正如前文所述，其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民心工程。虽然农业直接补贴的实施，可以增加农业的小量收入，也能对稳定我国粮食生产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效果都是短期和小量的。对农业实施大规模的直接补贴我国财政还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因此，从中长期来讲，农村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有赖于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持续增长。正是在这基础上，我们提出将农业直补资金转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设想。
农业直接补贴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两个重要内容。但在实践操作中面临尴尬局面：一方面，政府要将农业直接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另一方面，政府又要通过自愿原则去发动农民交纳并逐个收取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和运营成本十分高昂，同时这种合作医疗资金收取方式也不适合我国农户与政府在信息不对称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为特点，更不符合社会保障基金强制缴纳的国际惯例。
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条件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意义也许比对农业直接补贴的意义更重大得多。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农村经济长期与短期、功利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研究将农业直补资金转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可行性，建立实质上的部分免费医疗制度，降低农户生存风险，促使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增长，也许是我国目前工业反哺农业的更优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光、程顾同：《美国农业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调研世界，2004年第10期。
[2] 张芝雄：《新中国农民负担的阶段性分解与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 张德元：《我国现阶段究竟要不要增加农业补贴》，中国农网，2003年8月6日。
[4] 刘畅：《两会共识：工业应该反哺农业了》，中国青年报，2003年3月18日。
[5]-[6] 林毅夫：《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南方周末，2003年7月17日。
[7] 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8年10月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举行的第九届“保罗·普雷维什”讲座上的演讲《走向一种新的发展范式》。
[8] olivier blanchard：《宏观经济学英文版（macroeconomics）》，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李国祥：《我国农户要素资源收入贡献的比较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11期。
[10] 樊胜根等：《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中的作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1] 农村：《我国免费教育需走四步》，南方周末，2005年3月11日。
[12] 王来保：《从主要发达国家对农民补贴政策的调整看如何建立我国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模式》，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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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次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消费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后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这就是著名的“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两个趋向”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标志着中国“反哺”时代的到来。那么，到底什么是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又应该怎样反哺农业，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理论探讨。
一、有关工业反哺农业争论简单综述
1、工业反哺农业提出
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命题提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国农村正面临来自价格政策歧视①而导致的净损失逐渐减少但农民负担仍然高位运行的阶段。一方面，根据黄一平的测算，即使在国家已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80年代后半叶，农业部门因国家价格政策歧视而导致的净损失仍相当于农产品产值的40%-65%。在90年代初，随着粮食市场的进一步放开，沿用几十年的粮票制度的废除，农产品价格一路攀升，农业部门因价格政策歧视而导致的净损失在农业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至20%左右。在中国国内农产品平均价格首次超过国际价格水平的1994年，农业部门的净损失比重趋近于零。这就意味着自建国以来实行的种种歧视农业的价格政策，经过70年代末以来开始实行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到1994年终于大部被清除出局。[1]但另一方面，这一阶段农民负担仍然高位运行，1989-1991年农民人均负担性支出年均增长17%，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名义增幅8.5个百分点，1992年以后，农民负担在各次减负政策作用下显现出短期走低和相继反弹的起落不定的格局，但对农民总体负担的判断还是很重，据估算，农民直接上缴国家有关部门的负担，1994-1997年的年均数是1990-1993年年均数的9倍，而农民直接负担的行政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社会性负担，1994-1997年的年均数也是1993年的2倍以上，尤其是集资摊派达到3.38倍，这都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倍数。[2]
农民负担高位运行直接导致农业经济部门资本原始积累迟迟不能完成，我国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改革后被进一步强化，正是这种背景，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农业经济部门更多的忧思与关注。90年代初期，相继有学者提出“轮到工业反哺农业了”（陈吉元，2002）、“工业反哺农业是必要的、是一种补偿行为”（赵继新，2004）等观点。但当时主要是提出这些观点，没有更深入的理论探讨与现实论证，对工业反哺农业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证则是近几年的事情。
2、我国学者有关工业反哺农业的论争
近年来，对于是否应该对农业实行补贴、我国是否已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等我国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以呼声日益高涨的“工业反哺农业说”和国家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政策遥相呼应，其主要理由是，工业反哺农业既是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也是对我国长期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一种道义的矫正。有的学者则认为，“增加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只不过是一种理性回归和良心恢复而已，根本谈不上反哺”。[3]还有的观点则是：我国国内生总值在2002年就达到了10.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共同发展的起点。60年前的美国、40年前的日本都曾站在这一起点上，完成了国家经济的腾飞。[4]而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而且增加农业补贴对促进农民增收的意义不大，甚至可能造成农产品严重剩余和农民对农业补贴的高度依赖。[5]不过，林毅夫教授等人不主张“反哺农业”，并不意味着不注重解决“三农”问题，而是主张通过取消农业税费、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业科研支持、建立统一农产品市场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手段和方式来进行。
虽然这些学者在关于我国是否已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承认农业部门发展本身存在的脆弱性因而需要扶持。更进一步分析，他们在论争的过程中往往暗含有一个假设前提：即工业反哺农业就是对农民进行补贴，而这一观点明显带有一定的狭隘性。事实上，工业反哺农业可以表现为对农民的补贴，但更多的是表现为对农业的各种支持，利用财政支出为农民提供各种公益性服务。在林毅夫教授的文章中，他所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措施，例如“以中央财政来支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等[6]本身就有工业反哺农业的意思，只不过认为这些比对农民进行补贴更为重要和有意义，从这一角度讲，林毅夫教授并不反对工业反哺农业，关键是看怎样“反哺”，也就是反哺的路径选择与内容。那么，到底在什么是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又应该怎么样反哺农业呢？
3、剩余理论与工业反哺农业理论深化
工业反哺农业是与剩余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所谓剩余，是超出劳动者个人需要的生产量，剩余是积累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的社会经济部门往往与剩余之间呈现两种关系：剩余流失与剩余输入。
假定一个社会只有工业和农业两个经济部门，一般情况下，工农业的共生发展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汲取农业剩余借以启动、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农业为净剩余流失部门，而工业为净剩余输入部门，形成了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以农补工”模式。第二阶段是工农业均依靠自身积累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经历的时间往往较短，在这一时期，工业已从借助农业剩余发展到本身开始具有自我积累能力，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可以依靠自身的剩余进行，农业因不再为工业和城市提供剩余，可以利用自身的剩余发展。第三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随着工业的成长并趋于成熟，一方面工业自身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另一方面，农业则因长期为工业提供剩余，已经处于“失血”状态，极其衰弱。同时，农业作为一个福利溢出部门，其发展程度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有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因此，在这一阶段工业需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农业进行支持，以达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这一阶段资本流动的特征是工业剩余回流农业，工业部门为净剩余流失部门，农业部门为净剩余输入部门。
目前，不论从人均超过1100美元的gdp，还是从非农产业与农业85：15的gdp比重看，我国都已经达到了工农业共生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工业应该反哺农业。而且，不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情况来看，我国三农开发的时机都已经成熟，并迫在眉睫，如果继续剥夺三农剩余，必然继续扩大城乡差距，衍生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最终延缓我国现代化进程。
要使农业部门成为净剩余输入部门，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农业本身的剩余提供保护，让农业剩余尽可能地保持在农民手里，这就需要一方面免除农村各种税费，另一方面对乡镇机构进行改革，精简乡镇政府冗员，同时消除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防止社会性负担对农业剩余的剥夺。一是要对农业进行剩余输入，即工业反哺农业。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两个方面不论我国学界还是政府都有了比较一致的认同，政府在农村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实行直接补贴、组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的实施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我国目前不能也不应该过多地关注对农业进行直接补贴，因为工业反哺农业必须考虑到农村的现实，考虑怎么样反哺才更有效，才能体现农村发展次序的要求。
二、农村经济发展次序与工业反哺农业路径选择
1、国际经验
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来看，工业反哺农业存在一定的路径选择，也就是工业剩余输入农业领域总是要反映农业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但最为迫切的或者说是带有战略性的需要。
表1：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主要内容实施时间表
起始阶段及标志 教育 社会保障（医疗） 基础设施 技术开发 粮食价格支持 直接补贴
美国 1933年《农业调整法》① 20世纪40年代③ 20世纪50年代⑤ 20世纪80年代③ 20世纪40年代③ 20世纪30年代⑦ 1996年⑧
日本 1961年《农业基本法》① 20世纪60年代④ 20世纪60年代⑤ 20世纪80年代⑥ 20世纪60年代⑥ 20世纪60年代末⑧ 2000年⑧
德国* 1948年马歇尔计划② 20世纪50年代② 20世纪50年代⑤ — — 20世纪50年代⑧ 2000年⑧
说明：*此处在德国统一前指西德。
数据来源：①孙自铎：《如何看待“以工补农”》，决策，2005年第4期；②胡才珍：《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至50年代末德国西部地区农业的重建与发展》，江汉论坛，2004年第5期；③梁卫斌：《美国农业投入政策研究》，改革与战略，1994年第5期；④王振鹏：《日本农业教育现代化基本轨迹》，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⑤王敏：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国期刊网博硕士论文数据库；⑥张舒英：《浅谈日本的农法体系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亚洲法研究中心网站；⑦郭玮：《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及启示》，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56期；⑧王来保：《从主要发达国家对农民补贴政策的调整看如何建立我国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模式》，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41期。
如表1，在发达国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以后，首先优先考虑的是教育、社会保障、技术开发、粮食产量价格支持；其次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粮食保护价收购等价格支持政策的弱点日渐显现，才将价格支持政策转为对农业的直接补贴政策。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最先关注农村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农产品价格维持；其次是创造农户成为市场主体的各种条件以及农村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最后才是如果确保农民收入，防止城乡差距过大，并刺激农村社会的消费。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次序分析
所谓经济发展次序，根据斯蒂格利茨（joseph.e. stiglitz）的论述，是指优先发展原则及优先发展内容的确定，因为任何发展都存在资源和能力的约束——贫穷国家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必须决定优先发展什么，特别地，任何发展都要注意区分市场、政府、社会行为及国际机构各自可以带来规模效益的领域，以及缺少必要干预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领域。斯蒂格利茨曾简要地描述了经济发展应该优先发展的部分：[7]
第一层次：教育和健康。斯蒂格利茨认为，教育是最应该优先发展的，没有教育一国就不可能获得发展，不可能吸引和建立现代产业，不可能使农业部门尽快利用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因此，教育是发展的核心。另外，一个不健康的人不会是一个有效的劳动力，而且基本的健康保证被认为是基本的人权，因此提高健康水平是整体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层次：知识、技术和基础设施。斯蒂格利茨认为，知识像教育一样可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而且知识像教育和健康一样能够造就一个更高效的社会，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知识增长了，有限的资源可以使产出翻倍增加。另外，经济的长期增长有赖于技术的持续创新。最后，基础设施，特别是产权保护、通讯和交通对现代社会的商业运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过渡并减轻这些国家农村居民与世隔绝的孤独感。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在他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短期（10年内）、中期（10-20年）、长期（50年以上）。[8] olivier blanchard认为，在短期内，由消费者信心或其他因素导致的需求变动决定经济增长的变化；在中期，经济规模的大小由资本存量、技术水平、劳动力数量决定；在长期，经济规模受到人力资本、储蓄率、政府质量等因素的制约，换句话说，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储蓄率、政府质量。
将joseph e. stiglitz与olivier blanchard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发展应该优先发展的其实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长期与中期因素。这与我们一些学者对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实证分析不谋而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每增加1年的教育，农户平均工资性收入水平至少可以增加1000元。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培训，对于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9]“在农村
公共投资领域，教育投资效果最显著，同时对农业、非农业以及整个农村经济增长的回报率也很高；政府的农业科研推广投资使农业生产大大改善；政府对农村通讯、电力和道路的投资同样对农村有较大影响；灌溉投资对农业生产增长的影响不明显……”[10]“我国不能也不应该增加对农业的直接补贴。”（林毅夫，2003）等等。
结合斯蒂格利茨经济发展次序理论、我国有关的实证研究、表1所体现的国际工业反哺农业路径以及我国目前的经济现实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次序简图：
图1：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次序简图
如图1，我国农村经济最应优先发展的是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增长，根据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增长主要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主要是由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决定，这是促使农业生产量长期增长的关健原因。我国农村经济其次应优先发展的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包括土地、劳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以及为农户成为市场主体创造制度和物质条件。如果前两者具有了一定基础，就意味着在现有条件下农村本身的增长潜力已得到很大程度的挖掘，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考虑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刺激其消费水平，防止城乡差距过大。
3、农村经济发展次序与工业反哺农业路径选择
结合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次序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3.1 从免费义务教育和以财政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入手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次序第一层次的人力资本，其最为主要的内容是人的教育和健康，因此，教育和健康应该成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核心内容，这两个方面应该成为目前工业剩余输入农村的主要领域。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农村义务教育，一是新型合作医疗，这是政府必须首先考虑和完成的，因为这关系到农村自我增长能力提高与农村发展的未来。在我国，财政已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亚洲开发银行出具的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负担为210亿，按照中国每年2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其所占比例并不很多。另外，报告指出，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从可能性分析，中国完全具备这样的国力与财政能力。[11]其次，我国财政也有能力在不从农户手中筹资的情况下支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比如说将农业直补资金转为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3.2 把加强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之一。从中期来看，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如何促使农户进行物质资本投资，而农户投资的增长必须有一定的前题条件：有一定的投资能力（拥有资本额达到一定的数量），有投资的有利条件等。对农户投资能力的培育可以通过政策倾斜与金融支持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主要要为农业投资创造有利的局面。主要是加强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应对我国在土地资源减少、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方面的严峻挑战，最根本的出路是农业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的物质技术前提，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基础，也是农户增收并成为市场主体的重要条件。
3.3对农业的直接补贴不是工业反哺农业的优先选择。我国的农业直接补贴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规模比较小。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6-1998年，日本每个专业农民所获得的生产者补贴为23000美元，欧盟和美国分别为17000美元和14000美元，而我国农业补贴的总水平到2003年约合30-40亿美元，人均只有5-7美元。[12]二是是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匮乏的背景下实施的。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教育、社会保障、技术开发与推广及基础设施等制约农村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增长的因素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实行小规模的直接补贴不能够促使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增长，顶多只能是一种短期的刺激消费的行为，而在农业产业保护方面，小规模直接补贴的作用也远远小于粮食保护价收购，因而，我国目前的农业直补的经济效果不明显。
三、结语：提出将农业直补资金转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命题
虽然从长远来说，农业直接补贴具有很多优越性，将是我们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环境下，正如前文所述，其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民心工程。虽然农业直接补贴的实施，可以增加农业的小量收入，也能对稳定我国粮食生产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效果都是短期和小量的。对农业实施大规模的直接补贴我国财政还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因此，从中长期来讲，农村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有赖于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持续增长。正是在这基础上，我们提出将农业直补资金转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设想。
农业直接补贴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两个重要内容。但在实践操作中面临尴尬局面：一方面，政府要将农业直接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另一方面，政府又要通过自愿原则去发动农民交纳并逐个收取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和运营成本十分高昂，同时这种合作医疗资金收取方式也不适合我国农户与政府在信息不对称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为特点，更不符合社会保障基金强制缴纳的国际惯例。
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条件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意义也许比对农业直接补贴的意义更重大得多。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农村经济长期与短期、功利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研究将农业直补资金转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可行性，建立实质上的部分免费医疗制度，降低农户生存风险，促使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增长，也许是我国目前工业反哺农业的更优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光、程顾同：《美国农业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调研世界，2004年第10期。
[2] 张芝雄：《新中国农民负担的阶段性分解与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 张德元：《我国现阶段究竟要不要增加农业补贴》，中国农网，2003年8月6日。
[4] 刘畅：《两会共识：工业应该反哺农业了》，中国青年报，2003年3月18日。
[5]-[6] 林毅夫：《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南方周末，2003年7月17日。
[7] 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8年10月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举行的第九届“保罗·普雷维什”讲座上的演讲《走向一种新的发展范式》。
[8] olivier blanchard：《宏观经济学英文版（macroeconomics）》，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李国祥：《我国农户要素资源收入贡献的比较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11期。
[10] 樊胜根等：《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中的作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1] 农村：《我国免费教育需走四步》，南方周末，2005年3月11日。
[12] 王来保：《从主要发达国家对农民补贴政策的调整看如何建立我国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模式》，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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