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 卢周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本文摘要] 本文以契约理论为基本研究框架，提出以下主要观点：首先，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并非农民工与直接“关系”雇主之间的非正式口头契约无法有效实施，而恰是受国家明文保护的应该由国家作为第三方强制实施的正式契约无法有效实施。其次，国家作为强制实施的第三方，却无法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存在部分的绝对权力，而这种绝对权力在追求租金最大化的动机下被滥用；而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强制实施的直接工具的司法体系的相对权力又被强势利益群体所削弱，因而无法有效进行强制。再次，国家作为第三方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的失败，必然导致农民工选择契约的其他执行方法，使得契约的实施由“公共强制”倒退回“私人秩序”，进而可能导致私人暴力的无序使用，危及社会稳定，反过来又迫使政府只能选择更大力度地实际使用权力，这是中央政府在2003 年年底以行政力量发起全国范围内“清欠运动”的真正原因。最后，国家要重新建立国家作为强制实施第三方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中的权威，就必须考虑“第三方权力的最优化”问题。
[关键词] 第三方实施 国家失败 权力最优化 农民工维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本文摘要] 本文以契约理论为基本研究框架，提出以下主要观点：首先，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并非农民工与直接“关系”雇主之间的非正式口头契约无法有效实施，而恰是受国家明文保护的应该由国家作为第三方强制实施的正式契约无法有效实施。其次，国家作为强制实施的第三方，却无法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存在部分的绝对权力，而这种绝对权力在追求租金最大化的动机下被滥用；而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强制实施的直接工具的司法体系的相对权力又被强势利益群体所削弱，因而无法有效进行强制。再次，国家作为第三方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的失败，必然导致农民工选择契约的其他执行方法，使得契约的实施由“公共强制”倒退回“私人秩序”，进而可能导致私人暴力的无序使用，危及社会稳定，反过来又迫使政府只能选择更大力度地实际使用权力，这是中央政府在2003 年年底以行政力量发起全国范围内“清欠运动”的真正原因。最后，国家要重新建立国家作为强制实施第三方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中的权威，就必须考虑“第三方权力的最优化”问题。
[关键词] 第三方实施 国家失败 权力最优化 农民工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