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雄生
儒学对于农学发展的阻碍，源于儒家思想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这里的务农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同时也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学习、研究和著述。最典型的就是孔子鄙樊须的故事。“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视务农为小人之事，并非孔子所独有，孟子也有同样的看法。
儒家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鄙视，又源于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孔子在斥樊迟为小人之后，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认为只要统治者讲究礼、义、信，统治好老百姓，就不用自己直接去从事农业生产。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最典型的表述见于孟子对于许行的批评。许行号称是神农学说的门徒，主张自食其力，“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治。”而孟子则认为社会有分工，百工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相互为用，同时又主张社会分工不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农业者，食人之事；务农者，劳力之人。因此，务农之人自然也就是小人。何谓“小人”？何谓“君子”？孔子还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农之为事，重在地利，理当属于小人之事。因此，自樊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愿轻易地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更不愿意躬亲农耕，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和著述，以远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学的发展，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著《农说》的宗旨时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而一些从事农业研究和著述的人则往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贾思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齐民要术》的写作宗旨时，说“鄙意晓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这虽然可以看作是贾思勰的谦虚之词，但自谦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态。这种因自卑而怕人耻笑的心态，在后世一些农学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该书“虽惭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又如，有的农书直接用“鄙”字来命名，而农书的作者则不敢留下真名实姓，如无名氏的《鄙记》和借托明代刘基所编著的《多能鄙事》。这多少有点自嘲的意味。
农书以外的一些著述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如许多地方志在记载各地农作物时都非常简略，何以如此，以宋嘉泰《吴兴志》为例，访该书在记录了１０个水稻品种名称之后，接着说：“询之农人，粳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当然，这也可能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的一种通病，如法国著名的遗传育种学家法布尔（j.h.fabr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赞美尸骨累累的战场，却不屑于谈论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是从那儿来的，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但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愚蠢是负有责任的。
有趣的是，“多能鄙事”一词竟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农学家在自卑的同时，力求心理平衡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后世称为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他们不仅借假圣人之口，而且还尽量附庸风雅，倾注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区别于一般务农的“小人”。
因此，深知务农为小人之事的贾思勰在作农书时不得不“采捃经传”，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元代的王祯《农书》亦是如此，明阎闳《新刻东鲁王氏农书》序曰：“是书据六经，该群史，旁兼诸子百家，以及殊方异俗咸著，亦用心矣。”经传的影响不仅闪烁农书的字里行间，甚至在书名上受其影响。《齐民要术》或许正是受到了“经传”的影响，“齐民”即治理人民之意，也就是“序”中所说的“安民”，贾思勰总结了历史上统治人民经验，认为“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而富而后教的倡导者最早便孔子，此外，孔子还提出了“齐民”的思想，《论语·》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缁衣》亦言：“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贾思勰将农书命名为“齐民要术”或许正是从此而出。
清代包世臣在其所著的一书中，也借用了“齐民”一词，称为《齐民四术》，他的意义很明确，即治理百姓的四种法术，具体说来就是农、礼、刑、兵四种统治百姓的法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农以养之，礼以教之，不率教则有刑，刑之大则为兵。”书中虽然记载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但并不是为农而谈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所以写作“农政”的目的就在于治平。农只是一种手段，政才是目的。这是做为农学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选择。也是做为政治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是名符其实的农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书中的内容几乎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书中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徐光启的治国治民思想，所以尽管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农政措施，二是农业技术。前者是全书的纲，而后者则是实现纲领的具体措施。于是《农政全书》与先前的一些大型的农书相比，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增加了许多屯垦、水利和荒政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以荒政的篇幅最多，占六十卷中的十八卷。这是前所未有的。何以如此？除了当时社会存在某种危机以外，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在徐光启的心目中，农业只不过是一种“齐民”之术。
有些农书虽然在书名上看不出任何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如清代刘应棠的《梭山农谱》，但书中的字里行间却充满着各种政治主张。 如果说刘应棠的《梭山农谱》还属于借题发挥的话，杨双山的《知本提纲》则完全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来演说其道理，因此，农业生产技术只在其中占有很小的部分，后来作者又把这本书有关修身、齐家的部分提纲挈领地缩写成《修齐直指》一书。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影响之深，他不仅影响了一般人对于农业生产的看法，也影响了古代农学家著书立说，他们一方面著作农书，一方面又耻作“农家者流”，而以治国、平天下相标榜。
有些农学家深知自己人微言轻，无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便希望通过一些有识之士来推而广之，以达到作为社会良心的目的。例如，陈甫在《农书》序中说：“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以行于此时而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而书中“动不动就以‘先王’、‘先圣’来教训人，完全是儒门理学家‘圣贤’的一副面孔。”可见即使是象农学家陈甫这样隐士，也不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而并没有为农业而研究农业，而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研究农业，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农业毕竟是“小人之事”，而只有将其与大人之事联系起来才显得有意义。
更多的农学家则是通过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来掩饰自己，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因此，所有的农书一开始就总是连篇累牍地引用过去典籍中有关农业的典故，借以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寻找理论上和历史上的根据，为自己因写作农书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开脱。这就使得古代一些农学家处在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从内心里觉得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而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写作农书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比如，陈甫一方面深知农桑为“孔门所不学”，另一方面，又摆出一幅儒门理学家“圣贤”的面孔，以“先王”、“先圣”来教训别人，指责：“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这就使得他的指责多少显得有点苍白无力。然而，无论他们是如何看待别人，至少他们超越了自己，也正是有了这种超越，他们才成了农学家。这也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
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真正能超越自己成为农学家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虽然说非仕即农是古代士人的最佳选择，但很多士人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从事农业研究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就是一个例子。他本是程朱理学的继承人，明代灭亡以后，他家居讲学，著作多种，其中《思辨录》为其代表作，书中“修齐篇”的一部分讲述了区田种法，亦算是有所发明，其中尤以对农业中的三才理论阐述最为值得称道。但陆世仪并非一开始就立志于从事农业研究的。他在书中写道：“自甲申、乙酉以来，教授不行，养生之道几废。乙酉冬季，学为贾，而此心与贾终不习。因念古人隐居，多躬耕自给。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为予略说其概。予有薄田二十亩，在二十三，佃甚贫，不能俱种。予乃出工本买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则古人省耕、省敛之方；一则稍欲涉猎其事，以验农田水利之学也。”可见陆世仪涉猎农业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其实历史上何止陆世仪一人这样，其他农学家也都莫不如此，真正以农为职业的除了靠了侍耕为命的农民以外，就没有第二人把自己一生从事农业研究，因此，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并没有农学家，而所谓的“农学家”，不过是一些写作过某种农书的官吏，隐士和一些居家讲学的教书先生，而即便是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而这为数不多的人中所写出的有份量的农学著作更是屈指可数。
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有人冒着被人耻笑的危险写作农书，尽管有人无可奈何写作农书，尽管各级政府都曾致力于修订农书，发布劝农文告，但中国古代农学总的来说是不够发达的。从农书来看，尽管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也出现了一些农书，但有份量、够水平的研究农业生产的著作，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这一点从《四库全书》所收书目中就可以看出，全书共收书3503种，但农书只有10种。也许《四库》所收之书并不能反映农书的真实情况，但是在不到三百五十分之一的比例中，不正反映农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吗？时至今日儒家思想对于农学的影响还是处处可见，农业作为一种职业（甚至包括农业教育与研究）仍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甚至于带上一个“农”字就觉得不光彩，农业院校招生面临困难，而一些生长在农村的青年，则无不以跳“农”门为快，这其中有许多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儒家思想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
前面已说过，古代的许多农学家是通过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来掩饰自己，以求得内心的平衡，最终超越自己的。而这种重农思想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并不意味着儒家对农业的轻视。相反儒家也主张“以农为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源，立国之本。所谓“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礼记·大学）土，指的是耕地，而耕地只有通过农业才能生产出财富来。孔子曾经说过：“为君之道，所重在于人之食。”在回答子贡有关从政的问题时说：“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尽管孔子在这里忌讳谈“农”，但还是免不了要提到吃饭的问题。
孟子不仅提到了吃饭的问题，还提到了穿衣的问题，更把吃饭和穿衣与“王道”联系起来，认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食温饱是王道的基础，而农桑生产又是衣食的来源，孟子强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儒家的重农思想是建立在“仁”的思想之上的，所谓“仁”即社会等级制度，“君臣父子”。因此对于农业的重视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主要的还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对此，《吕氏·上农》有完整的叙述：“古者先王之所以理其民者，先务于农。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立，力专一；民农则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 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
汉代贾谊、晁错等进一步从儒家的恒产和恒心中发展出了“地著”的思想。即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的思想。晁错则认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贾谊提出：“驱民而归之于农，皆著天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在儒家思想中，农业对于国家来说是立国之本，对于个人来说，农业还是立身之本，而立身又是儒家孝悌的最终目的。“夫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这里所谓的“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指的就是农业生产。孝悌与力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一大内容，最早将这二者联系起来是在汉代，汉文帝下诏曰：“孝悌，天下之在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设立孝悌力田之科，对于孝悌、力田之人予以奖励。《王祯农书》即有专门的“孝悌力田”一篇。此外一些农学家的出现也与孝悌有关。这部分农学家有的未能做官，有的是有官不做，没有官俸可以依靠，只得自己从事农业生产，供养父母，维持家计，以尽人子之孝，转而写作农书，成为农学家。
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就是一个例子。他原本是嘉靖丁未（１５４７）进士，一度官至国子监司业。但由于家境并不富有，其父丧葬时，因“家贫”，还受过亲友的济助。而在他任司业期间，因老母在家乡无人奉养，就多次上疏朝廷，请求辞官，种田养母度日，在此基础上，他写作了《农说》一书。在“刻‘农说’序”一文中，马一龙开门见山地说：“力田养母，此吾今日第一义也”。
清代农学家杨一臣更是以孝悌著称。“杨秀元，字一臣，本名恒孝。诸生。事父甚谨，尤善奉继母，友爱诸弟，持身俭约，处家无私，蓄不妄取，接人直谅……晚不复与科举。曰：‘吾躬耕养亲而已，奚名利为？！’乃买田献陵侧，颜其居曰：半半山庄。盖欲半耕半读云。”并在基础上写成了《农言著实》一书。成为研究清代陕西地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农书之一。
表面上看来，儒家重视农业，而又鄙视务农似乎是互相矛盾。实际上并非如此，儒家所鄙视的是士人务农，士人是大人，而大人是不应该过问小人之事的。因为儒家主张，大人“有大人之事”，小人“有小人之事”。具体到农业而言，重农是为大人（即劳心者）之事，而务农则是小人（即劳力者）之事。何以重农，重点在于“劝”；何以“务农”，关键在于“力”。也就是说，儒家一方面鄙视士务农，同时又积极鼓励农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于是历代都将“劝农”做为政府重视农业的主要措施，而将“勤惰”做为考课农功的主要标准，这又从两个方面影响到中国农学的发展。
一是“劝农”对于中国农学的影响
为了体现对农业的重视，历代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县令无不以劝农做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其中虽然不免有走过场，搞形式的意味，但有些朝代的劝农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西汉文景之治的出现，实与文景二帝亲自参与劝农有关。
政府的劝农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技术和农学的发展。汉代农学家赵过和汜胜之的出现实与劝农有着密切的关系。文景之治以后，政府一度放弃了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出现了一些社会危机，到汉武帝末年，经过反思，“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任职以后，积极改良农具，推广代田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赵过并没有农书流传下来，（有认为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赵氏五篇，即赵过所做）。到了汉代末年，另一位农学家汜胜之才对当时的农业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写出了一本农书，名曰汜胜之书。但是在写作此书之前，汜胜之也曾担任过政府的劝农使者，“教田三辅”，并“督三辅种麦”。汜胜之书或许为指导农业生产而作，或许是在“劝农”的基础之上，经过总结写作而成。反正西汉两大农学家的出现都与劝农有关。
赵过、汜胜之如此，后世其他一些农学家的出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其中又以宋元为盛。宋代出现了许多地方官（主要是县令）写作的劝农文，尽管这些劝农文不少是属于官样文章，但其中也有不少具有很高农学价值。故名思义，这些劝农文都是以劝农的形式出现的。宋代楼寿的《耕织图》虽然不是以劝农署名，但却不过是以绘画和诗歌形式出现的劝农文而已。宋代最有名的农书《陈甫农书》，虽然从其作者的身份来说不具有劝农的性质，但作者写作农书的用意是很明确的，即希望通过一些仁人志士来间接达到劝农的目的。
元代的《王祯农书》和鲁明善的《农桑认食撮要》实际上是在宋代《劝农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学著作。从作者来看，王祯和鲁明善写作农书时都是县令，这和宋代一些劝农文的作者身份是一致的。从写作的目的来看，“劝农文”故名思义在于劝农，而农书也是为了劝农，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劝农。这点在《王祯农书》中说得很明确，其曰：“今之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告报，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要劝农必先知农，这也许就是王祯写作《农书》的目的。而鲁明善的写作目的也在于“庶牧民者知所劝也”。
到了明代，农书的重农和劝农性质更为明显。除前已说过的《农政全书》以外，宝坻知县袁黄还直接将其所著农书，命名为《劝农书》。可以说，中国古代各级（主要是州县两级）官吏所著农书都具有劝农的性质。
通过写作农书，或劝农文来劝农，不单单是各级官员的事，有时皇帝也亲自出面监修农书。如唐武则天皇后在垂拱二年（６８６）撰有一部农书《兆人本业》颁赐给全国地方行政官员，据宋人记载，此书共三卷十二篇，“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到北宋初年，宋真宗曾命令刻印《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分发给全国兼“劝农使”的地方官，作为他们指导农业生产的根据。宋真宗还编撰了一部十二卷的《授时要录》。唐宋时期出现的这些官修农书都已失传。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是元代司农司编撰的《农桑辑要》。这本书不仅博采经史诸子，而且还新添了不少资料，“考核详赡，而一一切于实用。”尤为人所称道的是书中对于“风土论”的新见解。《农桑辑要》之后，现存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部官修农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授时通考》。
各级政府不仅修订农书，还在推广农具和种子方面取到积极的作用。如，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旱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南朝宋文帝时亦以谷稼损伤，“令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江西属郡，悉督种麦，以助阙乏。”唐德宗贞元五年初，以二月为中和节，从事农书和种子交流活动。宋代在这方面的作为值得特别称道。如推广踏犁向北方推广水稻种植，向南方推广旱地作物种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向江淮两浙等地推广占城稻，对于促进稻麦二熟制和多熟制的发展取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元两代还通过选拔农师和社长来直接参与劝农活动。宋“太宗太平兴国中，令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元设社长，社长由“深知农事，年高纯谨”的人担任，专门从事劝农工作，“凡农事未喻者，教之，人力不勤者，督之，必使农尽其功，地尽其利”。这种选拔农师和社长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去研究农事，因此对于农学发展也取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各级政府对于农业的重视，也多少可以找回一些农学家的面子。这也是一些农学家，在心知写作农书为鄙的同时，又取于写作农书的原因。因此，一些农学家在写作农书时总是连篇累牍地缘引历史上一些帝王、官吏是如何如何重视农业，采取发展农业的措施等，以为自己寻找历史根据。
二是“力田”对于中国农学的影响
劝农是为大人之事，而与劝农相辅相成的力田，则是小人之事。作为小人之事，其所要求的则是“勤”，劝农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在于使农民勤力于耕作，这就是导致中国农业技术走上精耕细作道路的思想根源。
一般认为，中国农业走上精耕细作道路的原因在于人多地少，这种观念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中国农业自春秋、战国以后就走上了精耕细作的道路，而当时全国人口只有二千万左右，在地广人稀的状况下，为何还有实行精耕细作呢？这也与儒家思想有关，在儒家思想里农乃立国之本，同时又是小人之事，如何使那些所谓的“小人”去一心一意地从事农业生产呢？这就要求劝，而劝的目的则是要把农民的全部体力和智力消耗在土地之上，老老实实地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让人们勤力于农业生产，必须从思想上消除各种舍本而事末的念头，因此，就采取了愚民政策。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下愚不移”。《荀子·王制》则提出：“使农夫朴力而寡能”。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农业走上了精耕细作的道路。
但是中国传统农业中所谓的精耕细作并不是科学的精耕细作，因为这种精耕细作并不是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行，而是以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为代价。事实亦是如此，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在春秋战国形成以后，两千多年并没有质的变化，而只是量的增减。以深耕为例，中国传统农业非常强调深耕，但深耕所采用的方法是多次的翻耕（套耕），而不是改进耕犁来一次性达到所需要的深度。每项精耕细作措施所采用的只是体能的付出，而不是技术的投入。如中耕，贾思勰提出：“苗出垅则深锄，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这种要求深锄多锄不仅见于“种谷”，也见于其它作物的种植，不仅见于《齐民要术》，其它中国古代的农书中也都有同样的内容。又如，南宋以后有些劝农文虽然也提到了一些技术性内容，但这些所谓的技术，也不过是要农民多花一些工夫在农业生产上。
儒家的农业思想不仅影响到农学的发展，还影响到农学的内容。儒家的农业观是非常功利主义的，在儒家的心目中，农业仅仅是解决衣食温饱问题。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中国传统农业是仅仅围绕着衣食二字展开的。反映在农书上，中国历代农书主要包括农和桑两部分的内容。现存最早的农书《汜胜之书》已露端倪，书中即有专门的“种桑法”一篇；宋代的《陈甫农书》也主要是包括农书两个部分，虽然其中有“牛说”一篇，但书中已明确交代养牛是为大田生产服务的；《耕织图诗》则用图象和诗歌的形式把农桑的内容表露无遗，元代的三大农书则直接以“农桑”命名，如《农桑辑要》、《农桑通诀》和《农桑衣食撮要》等。直到代尚有《农桑经》《农桑易知录》、《农桑杂俎》等书。据王毓瑚先生《中国农学书录》的统计，此类农书共有十一部之多。明代的《天工开物》虽非专门农书，但“乃粒”之后，便是“乃服”也体现了农桑结合的传统，直到清代官修的《授时通考》还是将“谷种门”和“蚕桑门”并列。这是从农书的总体内容上来看，再从具体的农书来看，有些农书在内容取舍和归并方面也受到了儒家这种农业观的影响。如，清代杨双山在写作蚕桑著作《豳风广义》时，联想到孟子所说的“衣帛”和“食肉”，因此又在书后附带地增加了一些畜牧的内容。
这种实用主义的农业观，使得畜牧、园艺等农学中所应有的内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以《齐民要术》为例，尽管它号称“起自耕农，终于醢醯，资生之业，靡不毕书”，但同时又不得不申明：“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畜牧的内容虽然有一些，但所占篇幅有限。宋和明清虽然出现了许多园艺学专著，如花谱，茶录之类，但人们并不把这些著作当作农书来看待，在书目中这些著作被一并归于谱录类著作。写作花谱之类的著作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南宋陆游在“耒阳令曾君寄《禾谱》、《农器谱》二书求诗”中就表达了对于写作这类著作的鄙夷。“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艺崇百家。”由于存在这种偏见，正统的农书，如《陈甫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等综合性中缺少有关花卉等方面的内容。元代甚至连这方面的专著也很少见。至于畜牧，我国古代就很少有关于畜牧学方面的专著，兽医学著作相对来说多一些，但也仅局限于马、牛等少数牲畜，而马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受到统治阶级的重点保护，对此，陈甫就很有看法。牛是为了满足大田生产对于动力的需要，受特别的关照，但它们并没有当作是一种独立的产业来加以发展。清代傅述凤所著之牛医专著被命名为《养耕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要而言之，儒家狭隘的农业观，导致了中国传统农业和农学的畸形发展。
儒家的农业思想以外，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三才理论也影响到农学思想的发展。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认为“过犹不及”，二者都是不好的。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何谓“和”，古人云“以他平他谓之和。他，就是不同的东西，包含着差别、对于立之意；平，是平衡，包含着平衡、和谐之意；和，就是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平衡、和谐、统一。晏婴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烊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这种思想对农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庸之道的思想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渗透到农学理论之中。《吕氏春秋·任地》中提出“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耕之大方，即土壤耕作的总原则，而这个总原则是依据中庸之道的思想而提出来的。书中所总结的畎亩法，则是中庸之道的产物，因为畎亩法的技术关键在于“上田弃亩，下田弃畎”（在高旱的田里就要将庄稼种在沟里，在低湿的田里就要将庄稼种在垄上）。同书“辩土”在论述播种密度和覆土厚度时也深得中庸之道，“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
《汜胜之书》中也包含了中庸之道的思想。书中提出的“凡耕之本，在于趋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的这里的“和”即来自儒家的中庸之道，具体运用到农业生产上是则是施肥改土，《氾胜之书》中就讲到“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区种大豆，“其坎成，取美粪一升，合坎中土搅和，以内坎中”。王充《论衡·率性》：“夫肥沃硗确，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硗而确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镢、锸凿地，以埤增下，则其下者与高者齐；如复增镢、锸，则夫下者不徒齐者也，反更为高，而其高者反为下。”《汜胜之书》中还具体地总结了“强土而弱之”，“弱土而强之”的耕作经验。
耕之本和耕之大方，指的都是耕作栽培的总原则。中庸之道对于农学的影响也渗透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措施中。如元代东鲁名儒王祯在《农书·粪壤篇》中，提到：“粪田之法，得其中则可，若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物，反为害矣。”在此之前，人们非常重视“多粪肥田”，而自王祯提出“得其中则可”的原则以后，人们更加讲究施肥的合理与科学，于是到了明清时期，就有了“看苗施肥”和“施肥三宜”的出现。
中庸之道以外，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到农学理论的发展。孟子就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特别以战争为例讨论了天时、地利和人和三者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作用。强调人的作用是儒家三才思想的核心，三才之中人是最为积极的，其它二者都可以听命于人，并为人所利用。用荀子的话来说，即“制天命而用之”。这种以人为本的三才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农学的理论基础。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用三才思想来解释农业生产的问题，《吕氏春秋·审时》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但三者对于农业的影响并不相等，荀子指出：“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再获之。”人是决定的因素，于是古代的农学家大胆地提出了“盗天地之时利”，“力足以胜天”等口号。对于农业中的三才理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兼农学家陆世仪有过很好的总结。其曰：“天时、地利、人和，不特用兵为然，凡事皆有之，即农田一事关系尤重。水旱，天时也；肥瘠，地利也；修治垦辟，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为重，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假如雨 时若，此固人之所望也，然天可不必，一有不时，硗确卑下之地，先受其害。惟良田不然，此天时不如地利也。田虽上产，然或沟洫不修，种植不时，则虽良田无所用之。故云买田买佃。此地利不如人和也。三者之中，论其重，莫重于人和，而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论其要，莫要于天时，而地利次之，人和又次之。故雨 时若，则下地之所获，与上地之获等。土性肥美，则下农之所获，与上农之获等，劳逸顿殊故也。然使既得天时，既得地利，而又能济之以人和，则所获更与他人不同。所以必贵于人和也。”
应该说，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农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影响到农学家的出现，农学的发展，还影响到农书的内容，农学思想和理论等等方面。以上所述，只不过是例举了一些史实，对此加以说明而已。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在于，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儒家学说对于中国农学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不能一味的肯定，也不能一味地否定，而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
稿件来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肖力伟
儒学对于农学发展的阻碍，源于儒家思想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这里的务农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同时也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学习、研究和著述。最典型的就是孔子鄙樊须的故事。“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视务农为小人之事，并非孔子所独有，孟子也有同样的看法。
儒家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鄙视，又源于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孔子在斥樊迟为小人之后，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认为只要统治者讲究礼、义、信，统治好老百姓，就不用自己直接去从事农业生产。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最典型的表述见于孟子对于许行的批评。许行号称是神农学说的门徒，主张自食其力，“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治。”而孟子则认为社会有分工，百工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相互为用，同时又主张社会分工不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农业者，食人之事；务农者，劳力之人。因此，务农之人自然也就是小人。何谓“小人”？何谓“君子”？孔子还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农之为事，重在地利，理当属于小人之事。因此，自樊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愿轻易地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更不愿意躬亲农耕，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和著述，以远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学的发展，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著《农说》的宗旨时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而一些从事农业研究和著述的人则往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贾思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齐民要术》的写作宗旨时，说“鄙意晓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这虽然可以看作是贾思勰的谦虚之词，但自谦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态。这种因自卑而怕人耻笑的心态，在后世一些农学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该书“虽惭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又如，有的农书直接用“鄙”字来命名，而农书的作者则不敢留下真名实姓，如无名氏的《鄙记》和借托明代刘基所编著的《多能鄙事》。这多少有点自嘲的意味。
农书以外的一些著述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如许多地方志在记载各地农作物时都非常简略，何以如此，以宋嘉泰《吴兴志》为例，访该书在记录了１０个水稻品种名称之后，接着说：“询之农人，粳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当然，这也可能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的一种通病，如法国著名的遗传育种学家法布尔（j.h.fabr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赞美尸骨累累的战场，却不屑于谈论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是从那儿来的，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但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愚蠢是负有责任的。
有趣的是，“多能鄙事”一词竟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农学家在自卑的同时，力求心理平衡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后世称为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他们不仅借假圣人之口，而且还尽量附庸风雅，倾注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区别于一般务农的“小人”。
因此，深知务农为小人之事的贾思勰在作农书时不得不“采捃经传”，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元代的王祯《农书》亦是如此，明阎闳《新刻东鲁王氏农书》序曰：“是书据六经，该群史，旁兼诸子百家，以及殊方异俗咸著，亦用心矣。”经传的影响不仅闪烁农书的字里行间，甚至在书名上受其影响。《齐民要术》或许正是受到了“经传”的影响，“齐民”即治理人民之意，也就是“序”中所说的“安民”，贾思勰总结了历史上统治人民经验，认为“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而富而后教的倡导者最早便孔子，此外，孔子还提出了“齐民”的思想，《论语·》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缁衣》亦言：“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贾思勰将农书命名为“齐民要术”或许正是从此而出。
清代包世臣在其所著的一书中，也借用了“齐民”一词，称为《齐民四术》，他的意义很明确，即治理百姓的四种法术，具体说来就是农、礼、刑、兵四种统治百姓的法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农以养之，礼以教之，不率教则有刑，刑之大则为兵。”书中虽然记载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但并不是为农而谈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所以写作“农政”的目的就在于治平。农只是一种手段，政才是目的。这是做为农学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选择。也是做为政治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是名符其实的农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书中的内容几乎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书中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徐光启的治国治民思想，所以尽管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农政措施，二是农业技术。前者是全书的纲，而后者则是实现纲领的具体措施。于是《农政全书》与先前的一些大型的农书相比，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增加了许多屯垦、水利和荒政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以荒政的篇幅最多，占六十卷中的十八卷。这是前所未有的。何以如此？除了当时社会存在某种危机以外，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在徐光启的心目中，农业只不过是一种“齐民”之术。
有些农书虽然在书名上看不出任何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如清代刘应棠的《梭山农谱》，但书中的字里行间却充满着各种政治主张。 如果说刘应棠的《梭山农谱》还属于借题发挥的话，杨双山的《知本提纲》则完全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来演说其道理，因此，农业生产技术只在其中占有很小的部分，后来作者又把这本书有关修身、齐家的部分提纲挈领地缩写成《修齐直指》一书。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影响之深，他不仅影响了一般人对于农业生产的看法，也影响了古代农学家著书立说，他们一方面著作农书，一方面又耻作“农家者流”，而以治国、平天下相标榜。
有些农学家深知自己人微言轻，无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便希望通过一些有识之士来推而广之，以达到作为社会良心的目的。例如，陈甫在《农书》序中说：“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以行于此时而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而书中“动不动就以‘先王’、‘先圣’来教训人，完全是儒门理学家‘圣贤’的一副面孔。”可见即使是象农学家陈甫这样隐士，也不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而并没有为农业而研究农业，而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研究农业，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农业毕竟是“小人之事”，而只有将其与大人之事联系起来才显得有意义。
更多的农学家则是通过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来掩饰自己，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因此，所有的农书一开始就总是连篇累牍地引用过去典籍中有关农业的典故，借以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寻找理论上和历史上的根据，为自己因写作农书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开脱。这就使得古代一些农学家处在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从内心里觉得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而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写作农书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比如，陈甫一方面深知农桑为“孔门所不学”，另一方面，又摆出一幅儒门理学家“圣贤”的面孔，以“先王”、“先圣”来教训别人，指责：“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这就使得他的指责多少显得有点苍白无力。然而，无论他们是如何看待别人，至少他们超越了自己，也正是有了这种超越，他们才成了农学家。这也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
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真正能超越自己成为农学家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虽然说非仕即农是古代士人的最佳选择，但很多士人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从事农业研究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就是一个例子。他本是程朱理学的继承人，明代灭亡以后，他家居讲学，著作多种，其中《思辨录》为其代表作，书中“修齐篇”的一部分讲述了区田种法，亦算是有所发明，其中尤以对农业中的三才理论阐述最为值得称道。但陆世仪并非一开始就立志于从事农业研究的。他在书中写道：“自甲申、乙酉以来，教授不行，养生之道几废。乙酉冬季，学为贾，而此心与贾终不习。因念古人隐居，多躬耕自给。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为予略说其概。予有薄田二十亩，在二十三，佃甚贫，不能俱种。予乃出工本买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则古人省耕、省敛之方；一则稍欲涉猎其事，以验农田水利之学也。”可见陆世仪涉猎农业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其实历史上何止陆世仪一人这样，其他农学家也都莫不如此，真正以农为职业的除了靠了侍耕为命的农民以外，就没有第二人把自己一生从事农业研究，因此，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并没有农学家，而所谓的“农学家”，不过是一些写作过某种农书的官吏，隐士和一些居家讲学的教书先生，而即便是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而这为数不多的人中所写出的有份量的农学著作更是屈指可数。
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有人冒着被人耻笑的危险写作农书，尽管有人无可奈何写作农书，尽管各级政府都曾致力于修订农书，发布劝农文告，但中国古代农学总的来说是不够发达的。从农书来看，尽管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也出现了一些农书，但有份量、够水平的研究农业生产的著作，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这一点从《四库全书》所收书目中就可以看出，全书共收书3503种，但农书只有10种。也许《四库》所收之书并不能反映农书的真实情况，但是在不到三百五十分之一的比例中，不正反映农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吗？时至今日儒家思想对于农学的影响还是处处可见，农业作为一种职业（甚至包括农业教育与研究）仍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甚至于带上一个“农”字就觉得不光彩，农业院校招生面临困难，而一些生长在农村的青年，则无不以跳“农”门为快，这其中有许多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儒家思想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
前面已说过，古代的许多农学家是通过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来掩饰自己，以求得内心的平衡，最终超越自己的。而这种重农思想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并不意味着儒家对农业的轻视。相反儒家也主张“以农为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源，立国之本。所谓“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礼记·大学）土，指的是耕地，而耕地只有通过农业才能生产出财富来。孔子曾经说过：“为君之道，所重在于人之食。”在回答子贡有关从政的问题时说：“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尽管孔子在这里忌讳谈“农”，但还是免不了要提到吃饭的问题。
孟子不仅提到了吃饭的问题，还提到了穿衣的问题，更把吃饭和穿衣与“王道”联系起来，认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食温饱是王道的基础，而农桑生产又是衣食的来源，孟子强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儒家的重农思想是建立在“仁”的思想之上的，所谓“仁”即社会等级制度，“君臣父子”。因此对于农业的重视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主要的还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对此，《吕氏·上农》有完整的叙述：“古者先王之所以理其民者，先务于农。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立，力专一；民农则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 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
汉代贾谊、晁错等进一步从儒家的恒产和恒心中发展出了“地著”的思想。即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的思想。晁错则认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贾谊提出：“驱民而归之于农，皆著天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在儒家思想中，农业对于国家来说是立国之本，对于个人来说，农业还是立身之本，而立身又是儒家孝悌的最终目的。“夫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这里所谓的“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指的就是农业生产。孝悌与力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一大内容，最早将这二者联系起来是在汉代，汉文帝下诏曰：“孝悌，天下之在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设立孝悌力田之科，对于孝悌、力田之人予以奖励。《王祯农书》即有专门的“孝悌力田”一篇。此外一些农学家的出现也与孝悌有关。这部分农学家有的未能做官，有的是有官不做，没有官俸可以依靠，只得自己从事农业生产，供养父母，维持家计，以尽人子之孝，转而写作农书，成为农学家。
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就是一个例子。他原本是嘉靖丁未（１５４７）进士，一度官至国子监司业。但由于家境并不富有，其父丧葬时，因“家贫”，还受过亲友的济助。而在他任司业期间，因老母在家乡无人奉养，就多次上疏朝廷，请求辞官，种田养母度日，在此基础上，他写作了《农说》一书。在“刻‘农说’序”一文中，马一龙开门见山地说：“力田养母，此吾今日第一义也”。
清代农学家杨一臣更是以孝悌著称。“杨秀元，字一臣，本名恒孝。诸生。事父甚谨，尤善奉继母，友爱诸弟，持身俭约，处家无私，蓄不妄取，接人直谅……晚不复与科举。曰：‘吾躬耕养亲而已，奚名利为？！’乃买田献陵侧，颜其居曰：半半山庄。盖欲半耕半读云。”并在基础上写成了《农言著实》一书。成为研究清代陕西地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农书之一。
表面上看来，儒家重视农业，而又鄙视务农似乎是互相矛盾。实际上并非如此，儒家所鄙视的是士人务农，士人是大人，而大人是不应该过问小人之事的。因为儒家主张，大人“有大人之事”，小人“有小人之事”。具体到农业而言，重农是为大人（即劳心者）之事，而务农则是小人（即劳力者）之事。何以重农，重点在于“劝”；何以“务农”，关键在于“力”。也就是说，儒家一方面鄙视士务农，同时又积极鼓励农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于是历代都将“劝农”做为政府重视农业的主要措施，而将“勤惰”做为考课农功的主要标准，这又从两个方面影响到中国农学的发展。
一是“劝农”对于中国农学的影响
为了体现对农业的重视，历代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县令无不以劝农做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其中虽然不免有走过场，搞形式的意味，但有些朝代的劝农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西汉文景之治的出现，实与文景二帝亲自参与劝农有关。
政府的劝农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技术和农学的发展。汉代农学家赵过和汜胜之的出现实与劝农有着密切的关系。文景之治以后，政府一度放弃了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出现了一些社会危机，到汉武帝末年，经过反思，“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任职以后，积极改良农具，推广代田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赵过并没有农书流传下来，（有认为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赵氏五篇，即赵过所做）。到了汉代末年，另一位农学家汜胜之才对当时的农业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写出了一本农书，名曰汜胜之书。但是在写作此书之前，汜胜之也曾担任过政府的劝农使者，“教田三辅”，并“督三辅种麦”。汜胜之书或许为指导农业生产而作，或许是在“劝农”的基础之上，经过总结写作而成。反正西汉两大农学家的出现都与劝农有关。
赵过、汜胜之如此，后世其他一些农学家的出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其中又以宋元为盛。宋代出现了许多地方官（主要是县令）写作的劝农文，尽管这些劝农文不少是属于官样文章，但其中也有不少具有很高农学价值。故名思义，这些劝农文都是以劝农的形式出现的。宋代楼寿的《耕织图》虽然不是以劝农署名，但却不过是以绘画和诗歌形式出现的劝农文而已。宋代最有名的农书《陈甫农书》，虽然从其作者的身份来说不具有劝农的性质，但作者写作农书的用意是很明确的，即希望通过一些仁人志士来间接达到劝农的目的。
元代的《王祯农书》和鲁明善的《农桑认食撮要》实际上是在宋代《劝农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学著作。从作者来看，王祯和鲁明善写作农书时都是县令，这和宋代一些劝农文的作者身份是一致的。从写作的目的来看，“劝农文”故名思义在于劝农，而农书也是为了劝农，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劝农。这点在《王祯农书》中说得很明确，其曰：“今之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告报，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要劝农必先知农，这也许就是王祯写作《农书》的目的。而鲁明善的写作目的也在于“庶牧民者知所劝也”。
到了明代，农书的重农和劝农性质更为明显。除前已说过的《农政全书》以外，宝坻知县袁黄还直接将其所著农书，命名为《劝农书》。可以说，中国古代各级（主要是州县两级）官吏所著农书都具有劝农的性质。
通过写作农书，或劝农文来劝农，不单单是各级官员的事，有时皇帝也亲自出面监修农书。如唐武则天皇后在垂拱二年（６８６）撰有一部农书《兆人本业》颁赐给全国地方行政官员，据宋人记载，此书共三卷十二篇，“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到北宋初年，宋真宗曾命令刻印《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分发给全国兼“劝农使”的地方官，作为他们指导农业生产的根据。宋真宗还编撰了一部十二卷的《授时要录》。唐宋时期出现的这些官修农书都已失传。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是元代司农司编撰的《农桑辑要》。这本书不仅博采经史诸子，而且还新添了不少资料，“考核详赡，而一一切于实用。”尤为人所称道的是书中对于“风土论”的新见解。《农桑辑要》之后，现存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部官修农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授时通考》。
各级政府不仅修订农书，还在推广农具和种子方面取到积极的作用。如，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旱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南朝宋文帝时亦以谷稼损伤，“令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江西属郡，悉督种麦，以助阙乏。”唐德宗贞元五年初，以二月为中和节，从事农书和种子交流活动。宋代在这方面的作为值得特别称道。如推广踏犁向北方推广水稻种植，向南方推广旱地作物种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向江淮两浙等地推广占城稻，对于促进稻麦二熟制和多熟制的发展取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元两代还通过选拔农师和社长来直接参与劝农活动。宋“太宗太平兴国中，令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元设社长，社长由“深知农事，年高纯谨”的人担任，专门从事劝农工作，“凡农事未喻者，教之，人力不勤者，督之，必使农尽其功，地尽其利”。这种选拔农师和社长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去研究农事，因此对于农学发展也取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各级政府对于农业的重视，也多少可以找回一些农学家的面子。这也是一些农学家，在心知写作农书为鄙的同时，又取于写作农书的原因。因此，一些农学家在写作农书时总是连篇累牍地缘引历史上一些帝王、官吏是如何如何重视农业，采取发展农业的措施等，以为自己寻找历史根据。
二是“力田”对于中国农学的影响
劝农是为大人之事，而与劝农相辅相成的力田，则是小人之事。作为小人之事，其所要求的则是“勤”，劝农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在于使农民勤力于耕作，这就是导致中国农业技术走上精耕细作道路的思想根源。
一般认为，中国农业走上精耕细作道路的原因在于人多地少，这种观念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中国农业自春秋、战国以后就走上了精耕细作的道路，而当时全国人口只有二千万左右，在地广人稀的状况下，为何还有实行精耕细作呢？这也与儒家思想有关，在儒家思想里农乃立国之本，同时又是小人之事，如何使那些所谓的“小人”去一心一意地从事农业生产呢？这就要求劝，而劝的目的则是要把农民的全部体力和智力消耗在土地之上，老老实实地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让人们勤力于农业生产，必须从思想上消除各种舍本而事末的念头，因此，就采取了愚民政策。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下愚不移”。《荀子·王制》则提出：“使农夫朴力而寡能”。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农业走上了精耕细作的道路。
但是中国传统农业中所谓的精耕细作并不是科学的精耕细作，因为这种精耕细作并不是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行，而是以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为代价。事实亦是如此，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在春秋战国形成以后，两千多年并没有质的变化，而只是量的增减。以深耕为例，中国传统农业非常强调深耕，但深耕所采用的方法是多次的翻耕（套耕），而不是改进耕犁来一次性达到所需要的深度。每项精耕细作措施所采用的只是体能的付出，而不是技术的投入。如中耕，贾思勰提出：“苗出垅则深锄，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这种要求深锄多锄不仅见于“种谷”，也见于其它作物的种植，不仅见于《齐民要术》，其它中国古代的农书中也都有同样的内容。又如，南宋以后有些劝农文虽然也提到了一些技术性内容，但这些所谓的技术，也不过是要农民多花一些工夫在农业生产上。
儒家的农业思想不仅影响到农学的发展，还影响到农学的内容。儒家的农业观是非常功利主义的，在儒家的心目中，农业仅仅是解决衣食温饱问题。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中国传统农业是仅仅围绕着衣食二字展开的。反映在农书上，中国历代农书主要包括农和桑两部分的内容。现存最早的农书《汜胜之书》已露端倪，书中即有专门的“种桑法”一篇；宋代的《陈甫农书》也主要是包括农书两个部分，虽然其中有“牛说”一篇，但书中已明确交代养牛是为大田生产服务的；《耕织图诗》则用图象和诗歌的形式把农桑的内容表露无遗，元代的三大农书则直接以“农桑”命名，如《农桑辑要》、《农桑通诀》和《农桑衣食撮要》等。直到代尚有《农桑经》《农桑易知录》、《农桑杂俎》等书。据王毓瑚先生《中国农学书录》的统计，此类农书共有十一部之多。明代的《天工开物》虽非专门农书，但“乃粒”之后，便是“乃服”也体现了农桑结合的传统，直到清代官修的《授时通考》还是将“谷种门”和“蚕桑门”并列。这是从农书的总体内容上来看，再从具体的农书来看，有些农书在内容取舍和归并方面也受到了儒家这种农业观的影响。如，清代杨双山在写作蚕桑著作《豳风广义》时，联想到孟子所说的“衣帛”和“食肉”，因此又在书后附带地增加了一些畜牧的内容。
这种实用主义的农业观，使得畜牧、园艺等农学中所应有的内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以《齐民要术》为例，尽管它号称“起自耕农，终于醢醯，资生之业，靡不毕书”，但同时又不得不申明：“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畜牧的内容虽然有一些，但所占篇幅有限。宋和明清虽然出现了许多园艺学专著，如花谱，茶录之类，但人们并不把这些著作当作农书来看待，在书目中这些著作被一并归于谱录类著作。写作花谱之类的著作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南宋陆游在“耒阳令曾君寄《禾谱》、《农器谱》二书求诗”中就表达了对于写作这类著作的鄙夷。“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艺崇百家。”由于存在这种偏见，正统的农书，如《陈甫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等综合性中缺少有关花卉等方面的内容。元代甚至连这方面的专著也很少见。至于畜牧，我国古代就很少有关于畜牧学方面的专著，兽医学著作相对来说多一些，但也仅局限于马、牛等少数牲畜，而马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受到统治阶级的重点保护，对此，陈甫就很有看法。牛是为了满足大田生产对于动力的需要，受特别的关照，但它们并没有当作是一种独立的产业来加以发展。清代傅述凤所著之牛医专著被命名为《养耕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要而言之，儒家狭隘的农业观，导致了中国传统农业和农学的畸形发展。
儒家的农业思想以外，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三才理论也影响到农学思想的发展。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认为“过犹不及”，二者都是不好的。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何谓“和”，古人云“以他平他谓之和。他，就是不同的东西，包含着差别、对于立之意；平，是平衡，包含着平衡、和谐之意；和，就是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平衡、和谐、统一。晏婴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烊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这种思想对农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庸之道的思想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渗透到农学理论之中。《吕氏春秋·任地》中提出“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耕之大方，即土壤耕作的总原则，而这个总原则是依据中庸之道的思想而提出来的。书中所总结的畎亩法，则是中庸之道的产物，因为畎亩法的技术关键在于“上田弃亩，下田弃畎”（在高旱的田里就要将庄稼种在沟里，在低湿的田里就要将庄稼种在垄上）。同书“辩土”在论述播种密度和覆土厚度时也深得中庸之道，“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
《汜胜之书》中也包含了中庸之道的思想。书中提出的“凡耕之本，在于趋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的这里的“和”即来自儒家的中庸之道，具体运用到农业生产上是则是施肥改土，《氾胜之书》中就讲到“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区种大豆，“其坎成，取美粪一升，合坎中土搅和，以内坎中”。王充《论衡·率性》：“夫肥沃硗确，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硗而确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镢、锸凿地，以埤增下，则其下者与高者齐；如复增镢、锸，则夫下者不徒齐者也，反更为高，而其高者反为下。”《汜胜之书》中还具体地总结了“强土而弱之”，“弱土而强之”的耕作经验。
耕之本和耕之大方，指的都是耕作栽培的总原则。中庸之道对于农学的影响也渗透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措施中。如元代东鲁名儒王祯在《农书·粪壤篇》中，提到：“粪田之法，得其中则可，若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物，反为害矣。”在此之前，人们非常重视“多粪肥田”，而自王祯提出“得其中则可”的原则以后，人们更加讲究施肥的合理与科学，于是到了明清时期，就有了“看苗施肥”和“施肥三宜”的出现。
中庸之道以外，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到农学理论的发展。孟子就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特别以战争为例讨论了天时、地利和人和三者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作用。强调人的作用是儒家三才思想的核心，三才之中人是最为积极的，其它二者都可以听命于人，并为人所利用。用荀子的话来说，即“制天命而用之”。这种以人为本的三才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农学的理论基础。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用三才思想来解释农业生产的问题，《吕氏春秋·审时》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但三者对于农业的影响并不相等，荀子指出：“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再获之。”人是决定的因素，于是古代的农学家大胆地提出了“盗天地之时利”，“力足以胜天”等口号。对于农业中的三才理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兼农学家陆世仪有过很好的总结。其曰：“天时、地利、人和，不特用兵为然，凡事皆有之，即农田一事关系尤重。水旱，天时也；肥瘠，地利也；修治垦辟，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为重，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假如雨 时若，此固人之所望也，然天可不必，一有不时，硗确卑下之地，先受其害。惟良田不然，此天时不如地利也。田虽上产，然或沟洫不修，种植不时，则虽良田无所用之。故云买田买佃。此地利不如人和也。三者之中，论其重，莫重于人和，而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论其要，莫要于天时，而地利次之，人和又次之。故雨 时若，则下地之所获，与上地之获等。土性肥美，则下农之所获，与上农之获等，劳逸顿殊故也。然使既得天时，既得地利，而又能济之以人和，则所获更与他人不同。所以必贵于人和也。”
应该说，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农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影响到农学家的出现，农学的发展，还影响到农书的内容，农学思想和理论等等方面。以上所述，只不过是例举了一些史实，对此加以说明而已。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在于，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儒家学说对于中国农学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不能一味的肯定，也不能一味地否定，而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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